前方是战场，后方是摇篮
  一九三四年夏天，第五次反“围剿”战斗非常激烈，前线红军的伤病员源源不断地向设在于都县新陂乡车脑村的红军后方医院转来。当时，医疗条件相当差，所有的伤病员都被安排在一处大祠堂里，同时安置下来的还有女红军们刚生下的五个婴儿，最大的十个月，最小的刚出生。没有摇篮，只能用当地人常用的藤篮作为摇篮。五只藤篮里安静地睡着五个婴儿，红军长征前，这五个婴儿连同伤员，一起转移到了深山里……

  至今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依然收藏着一只同样的藤篮。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也陈列着一只看似普通甚至破损的篮子，只不过那一只是竹篮。

  这只竹编的篮子同样有个故事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陈毅身负重伤，留守红军九死一生，但群众们依然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饭、送药、送情报……其中有位村妇尤其积极，陈毅对她感激不尽。问她名字，她摇头，只说姓周，无名，只被叫作三娣。陈毅说：“男女平等，你该有个名。你经常提着篮子给我们送东西，从此你就叫作周篮吧。”

  两只“篮子”，只是我这部作品的一根引线，我觉得作家所有的灵感，得有一根“引线”来“引爆”，若干年前我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和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看见两只“篮子”时，内心确实怦然而动，但没有具体的灵感和想法，更没有人物和构思，我当时没想到我会因此写出一部长篇小说。

  藤篮和竹篮牵出了我的那些人物故事。

  我一直想着惦着那几个婴儿后来怎么样了，我的好友江西作家卜谷，曾写过《红军留下的孩子》一文，他在文中写了诸多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后代的故事，我不知道他笔下有没有那五个红军婴儿，但他记录了很多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孩子的命运。他们能在那种环境中存活下来，我在想，其背后不知道有多少感天动地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苏区人民的辛苦甚至是牺牲。

  由这两只“篮子”，我想到了很多。最后，还是集中在那八个字上：坚定信念，无私奉献。

  中央苏区人民为支援红军长征作出了巨大贡献和重大牺牲，这是毋庸置疑的。当年仅240万人口的赣南苏区，就有33.1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到前线参战，33.8万人为革命牺牲，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7.5%。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63 万余人中，赣南籍红军就达到5.6万多人，占总人数的65%。为了支持红军长征，赣南苏区人民出人、出力、捐物，他们累计捐献稻谷84万担、被毯2万余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采购中西药品10万元，筹集军费150余万元。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渡于都河时，苏区群众组织大批慰劳队，自发拿出家中的门板、木料，帮助架起五座浮桥，保障红军顺利渡河。

  不仅如此，中央苏区留守部队全力掩护主力红军突围转移，也得到了赣南苏区人民全力无私的帮助。为确保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顺利突围，长征前夕，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率领留守红军接替主力防务，安置和保护留在苏区的红军伤病员。留守红军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下，同敌人斗争了五个多月，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近20万军队，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都和赣南百姓当年的支持分不开。

  当年，在赣南闽西那片土地上，感天动地的人和事，不胜枚举。

  莲盛婆佬是我笔下的主人翁，也是客家妇女的代表，江西很多地方把年长一点的女性叫作婆佬，是一种惯常的称呼，也是一种尊敬的称呼。

  她是我塑造的“苏区人民”的典型，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不畏强暴……

  在她的身上，体现了朴素的苏区精神。小说整出“苦”戏，有些灰蒙，但从这个人物身上，我觉得读者应该可以看到“光明”。

  老爷董世锋，是我塑造的一个反面形象，但这一反角，与往常“胡汉三”等还乡团完全不一样，他“还乡”面对曾经对他董家“打土豪分田地”的“仇人”们，怀“仁慈之心”。他不大开杀戒，表面仁义慈悲菩萨心肠，甚至帮助穷苦的“匪属”，但骨子里却极度狠毒。他暗地里实施他的险恶狠毒的报复计划，他甚至将此作为他人生的奋斗目标，并以此为乐。

  几个人物对应出来的故事、细节和情节都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完全不一样，应该是前所未有，新鲜而耐读的。

  当然，我仍然不想重复自己，更不会跟风别人，我总是做着突破的尝试，我知道这些尝试有时有着风险，但我还是极力想把每一部作品都写好。

  不管怎样，作家的文字总是要交由读者去评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