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我上课总是走神，感觉有多个自己同时游荡在多个地方，体验不同的人生。我没有离开课桌，却能听到南极冰山脱落的巨响，尝到狂欢盛宴上酒神递来的葡萄酒，穿过一战的堑壕和传令兵擦肩而过，直到老师经过敲着桌子警告，周围响起同学的讪笑，四散的我们才立刻回到羞耻的原点。我害怕和真实的人打交道，那有太多不确定性，我乐于在书籍和电影的世界漫游，对生死、对历史、对时空、对本非那个年纪该思考的问题有太多想法，总陷入自我矛盾，我幻想出一座属于我的城市，流动的意识具现化为迷宫般的街道，而我被分解为众多片面的个体，这些‘我’之间存在差异，缺乏信任，互相否定。

  这是这部小说的起点，这部小说又是我写作的起点。”

  王陌书的初心作品《我们的我们》，少年游走在规则的灰色地带，最终为叛逆付出代价。磁带翻面、骨牌倒塌、马戏团消失、电影放映，所有意象交织成少年的内心迷宫……

  《我们的我们》不是传统的情节小说，而是一位少年在一天内的孤独漫游。作者在所有荒诞行为背后要处理的，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一个人如何证明自己真正活过。

  王陌书，曾获两届林语堂文学奖、台湾台中文学奖首奖。

  他的作品被称赞为“拥有村上春树般的想象力”，金宇澄称小说的一切为“梦的原料”，朱天心赞其“早已习得文学的方式”，张旭东盖章“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学实验”。

  王陌书将侦探小说、青春小说、推理小说的叙事模态逐一拆解重组，在巨人葬礼、警察攻防、时间陷阱之间，完成了一次对青春时代的精确测绘。

  千万少年都曾有过的、沉默又叛逆的青春心事，尽在《我们的我们》。


暂将心事推给菩萨
王陌书
  时隔多年，我早期创作的小说《我们的我们》终于出版。回头看当时的心境，总有种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对望的错觉——时空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写作就是拿它变戏法。在这篇虚实结合的小说里，我短暂穿越回年少的世界，去找寻那些被记忆和虚构重叠的真相。


  我二十八岁，在北京工作五年，如喜雨的亚热带植物被移植到北方。

  依稀记得上学时，南方的夏天只消一场暴雨，到处遍布水洼，不光泥地，天台，操场，废油桶顶凹皮，处处积水。偏偏青蛙不懂这些，雨后夜夜聒噪，郎情妾意，生怕人听不到缠绵欢好。它们产下葡萄状的卵，用不了多少日便会孵出蝌蚪，水洼是短暂的池塘，等到日头出来很快耗干，只剩枯萎的绿藻，蝌蚪们的摇篮便沦为坟墓。蝌蚪肯定怨恨爹妈没把自己生在池塘，上一辈的错，这一辈拼了命才能够弥补，努力生长，先长两条后腿，再长两条前肢，最后褪掉尾巴，赶在水干前上岸，而太阳总是不给它们这个机会。

  有一阵子，一到最热的几天，我就拿着药锄在田垄上游荡，在快要干的水洼边挖出一条沟，放蝌蚪逃往更大的池塘。那一刻，蝌蚪渺小而我宏大，我是一个救世主，站在更高维度俯瞰生灵。当时我想，那在更高更广的尺度，有没有谁如俯瞰蝼蚁一般看我，看我困在课程繁重、成绩不堪的泥潭中，便轻而易举地开辟一条路救我逃出生天？天外有天，这可以无限延伸，像无限循环的小数，我弄不明白究竟。年少读书，我认为生活不过一潭死水，我得赶在干涸前突围而出，所以我想过离家出走，独自闯荡一番世界。我住在赣南小镇，某日，没有受委屈，也没挨打，就是想测试一下沉闷的生活有没有边界。就像《瑞克和莫蒂》，被外星人绑架的瑞克一路跑出虚拟的生活场景；也像楚门经历人造的暴风雨，渡人造的海逃出摄影棚。我一声招呼不打，骑着父亲老旧的嘉陵摩托，一路向东，想看大海。

  离家出走该是怎样，我曾这样写道：离家出走该是说走就走的，读了一本书，听了一首歌，受困于一个谜，都可以是动机，都会让他跟家里不告而别，骑上二手摩托飞驰在国道上，可以去漠河也可以去雷州，无所谓天涯或海角。在路上穿过不同气候带的风景，遇到有故事的高人隐士，遇到萍水相逢的真爱，最后带着青春必要的疼痛归乡，像勃列日涅夫炫耀勋章一样炫耀伤疤。

  然而少年总是轻易沮丧，轻易认输。我当日早上推车出门，爸爸跟人打牌去了，妈妈去外婆家，不用打招呼。我随身带一百块钱，没走国道，沿着入山的水泥路，想先穿过武夷山到福建，再从龙岩去厦门，在那看到太平洋。然而到中午我饿了，有点犹豫，找路边小卖部买火腿肠和可乐充饥，到下午我有些后悔，密林覆盖的山色下，鸟鸣、枝响，无不让我恐惧，望着攒不够力气下雨的阴云，我放弃了，我想看到太平洋，然后呢？我没想好看过海之后干吗，连回去的油费都没有，真的到处流浪吗？我连把卖唱的破吉他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