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不识字
  年轻时生活在家乡那个海边小镇，“不识字”对我妈来说基本上不成问题，毕竟大多数时候她都在海湾滩涂上挖弹涂鱼，只跟海潮和弹涂鱼打交道。后来，她开始做点小生意，贩运弹涂鱼去县城的海鲜市场，收购榨菜麻烦。比如在车站坐车时不认识汽车挡风玻璃上贴的地名，问司机去哪里，正忙活的司机就会吼她：“前面不是写着吗，还问什么问！”比如没法写收据、欠条，只能让对方自己写了，她再签名。即便是自己的名字她也不怎么会写，握笔就如握搅棒棍，写出的字一个个得有拳头大，写三个字要花一分钟，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几乎占满半张纸，每次都引来一群人围观取笑。好在镇上不识字的人也不少，大家对当年的饥荒和贫穷尚有记忆，笑归笑，也没什么恶意。

  再后来到了城市，我妈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不识字”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件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她来说都是一个需要跨越的障碍。坐地铁看不懂站牌和路线图，经常坐错方向、下错站；点菜看不懂菜单，每次必问“你们有什么”，服务员给她念菜单，稍微生僻一点的词语她就听不懂，得让人家进行名词解释；去超市买东西看不懂包装上的文字，把洗发水当作沐浴露买回来，又把护发素当成洗发水用……所有这些都只是最不值一提的麻烦，更大的麻烦是做生意开不了货单，向工厂补单看不懂传真，去银行汇款写不了汇款单，为超市供货看不懂合同。尽管在上海做生意时特意雇了一个远房外甥女帮忙，但很多事情仍需要她亲自处理。每到这时，一向在人前体面要强的她只能尴尬地赔笑，承认“我不识字”，就像一只被打回原形的妖怪，被迫招认自己的低等地位。尽管她已经低声下气、满脸歉意，但总有人无视她可怜的自尊，惊讶地追问：“不会吧，现在还有不识字的人吗？”“为什么会不识字？”堪比落井下石。

  当年在上海买房子时，她也曾被这样追问。去售楼处签认购合同时，面对冗赘的合同条款，跟她同去的小学毕业的表弟也觉得如看天书。我妈问售楼员首付什么时候付清、贷不了款怎么办、付了定金买不了怎么办，售楼员忙不过来，让她自己看合同。和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一样，我妈尴尬地赔笑，低声说“我不识字”。售楼员却以为她故意为难自己，反正房子也不愁卖，就没好气地说买不买随便，合同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说的。我妈一再解释，认真诚恳，就差赌咒发誓了。售楼员将信将疑，之前的不耐烦转而被惊讶和好奇取代，连连追问：“你真的不识字？上海这样的地方居然还有人不识字？”“为什么会不识字？”“不识字怎么生活呀？”声音那么大，把拥挤的售楼处里一两百号人都吸引过来，一个个抻着脖子探头张望，想看清这个“不识字”的人长什么模样，是不是头上长角、浑身长毛。不管怎样，作为被围观的回报，售楼员总算同意为她讲解合同条款。于是，在所有人焦急排队等着认购的下来解释“买受人”“宽展期”“届满”等词语，引得围观的人群窃笑不断。表弟才十六七岁，脸嫩，躲进人群里了。我妈一个人坐在那里，认真地听售楼员说话，同时平静地承受众人的围观。这场围观最终在她签字时达到高潮。看着她像握木棍一样握着笔，一笔一画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三个字一个比一个大，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画出来的——围观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窃笑都消失了。售楼员像在道歉似的，笑着说：“真不识字呀，早说嘛，这样我不就信了？”

谋生
  那天从海边回家，我妈罕见地背着我走了一路。沿着海边的山路翻山越岭，经过海边半岛的一大片竹林，林中的石板台阶白得耀眼，蚂蚁像蜘蛛一样大，从头顶飘落的竹叶比我的胳膊还长。我裹在我爸那件满是汗臭的外套里，趴在我妈背上，冻得发抖。闭着眼睛快睡着的时候，我妈晃了晃我，说这竹叶好大，当粽叶最好不过，捡了带回家，晚上给我包粽子吃。我一下来了精神，跟着她去山坡上捡，踩着沙沙响的竹叶跑上跑下，也不觉得冷了。我爸放下担子，用扁担压下树枝，让我从枝上摘，还不够，就让我骑在肩上去摘更高处的竹叶。三个人玩得太开心，差点忘了装在筐里的弹涂鱼离了水顶多能活两个小时。

  有一次，我跟着我爸去海鲜市场。在邻镇车站等到半夜也没有车，他实在没办法，就坐上一辆并不顺路的空载卡车。下了山路，到了104国道，卡车要南下去福建，我们只能下车。凌晨三点多，在路边等了一个小时也没等到一辆能捎上我们的车子，我爸就哄着我往前走，说是边走边等。走得远了，依然没有车，他就指着远处一盏路灯，骗我说走到那里就到了。我走累了，耍赖不肯走，他就让我坐在装弹涂鱼的担子上面，扁担一头长一头短地挑着我走上一段，直到我见他累得喘不过气，自己下来走。就这样在天亮时走到了县城。后来才知道，我爸妈经常在那个路口下车，挑着上百斤的担子走完那段路。长大后我看地图，那段路足有八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