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欧洲的德国、芬兰和东亚的日本、中国、韩国的民俗学来看，现代民俗学在学术典范上是一国民俗学，其中，又区分为一个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和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被用于从区域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民俗，其中一些被选择、认定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既有被批评的代表，也有被肯定的代表)。民俗学以这种方式完成的专业工作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工程的基础工作。所以典范的现代民俗学在国内以生产文化认同参与民族国家建设，在世界上以生产民族文化差异对应国际体系。

  单纯从学术上说，“民”俗学把生活文化的具体实践者转化为国民，形成对民的整体化认知，具体的张三、李四的日常生活被转化为国民的民俗。这是现代民俗学知识生产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塑造国民的文化素材。这种研究取向从具体的民俗之民到抽象的民俗之民，具体的人被抽象掉就消失了，因为他们本身就只是调查研究的手段，不会真正被关注。

  新民俗学找回了被抽象环节放弃的生活文化的实践者，他们仍然是调查研究过程的起点，但也是研究的目的，也是研究成果要使之受惠的真实对象。这既是新的学术伦理所要求的（研究对象是合作者，研究者从与他们的合作中受惠，也应该让他们从中受惠），也是新的社会条件和基础条件所支持的。以往的研究对象只能以文字、图片、影像的形式再现在读者的阅读世界里，而现在的研究者完全可以流动到研究者可以进入的公共生活中，他们的流动便利性使他们通过旅游、公共展演等方式真实地生活在与读者、观众共处的世界里。新民俗学保持对真实个体的关注，在他们作为社群、民族、国家的成员时关注他们，在这期间仍会保持对他们个体本身的关注。因为这种保持，当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时(不限于国内的人际互动，在世界范围建立自己的社会圈子)，民俗学就自然把眼光投向跨国活动。这种研究所呈现的是跨国的民俗现象，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面貌，而不再是一国性质的民俗学。安特宁教授关注了参与芬兰建国的民俗学，也提到了芬兰人参与其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欧盟的文化多样性，对此的研究必然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我们看到，“民”在全世界流动而所有国家都趋向成为在人口的事实构成和认知意识里的多民族国家，民俗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都不再限于本国范围内，对民的个体层次和超国家层次的关注成为新民俗学的知识增长路径。

  安特宁教授的论述框架显示，现代民俗学是关于现代性下的活传统的学术。现代化是无人可逃的宿命，传统是生活中的现实存在，一个是未来取向，一个是过去取向，两个方向在当下交织，形成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所涉及的各个层次，几乎每日每事所处的时间结构。现代民俗学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特定民俗项目，一方面作为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历史连续性的标志，在国民生活中需要保持传承；另一方面作为问题或缺陷需要国民改造、扬弃。国家现代化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总是充满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主流的思想趋势终归会克服传统的阻力完成国家、社会的现代转型，但也不停地有人主张反对破坏传统的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反向关系几乎与一切事情有关，是影响人世一切问题的时间意识。与人相关的事情，都脱不开人的时间意识。时间意识中的这对反向关系在现代化初期自然就形成了，它造成的社会张力既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社会发展条件才能够逐渐缓解。传统分为文献承载的和生活传承的，现代民俗学源于解决传统与现代的二分对立问题而产生的以生活传统为对象的知识领域，以多种策略介入了社会大流动、价值大变革时代的民俗实践(如史诗的认定、节日的选择、民众生活方式的演变等)。

  新民俗学所依赖的时间意识在后现代思想洗礼后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体育、娱乐)、消费主义弥漫后的生活方式、跨地区和跨国流动性急剧增长后的日常生活等时代变革中有了来源。文化本质主义下的传统不可改变观、抛弃传统才能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直线进化论，这些观点都不能主导社会思潮和文化创新，民俗在政治(凝聚力)、经济(文化产业)中的生产性和建设性作用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日常生活中的活传统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得到传承和弘扬。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在具体情境中可能各种各样，但是二者的基本关系从大体上看已经有共识的是共生关系。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与室内外的环境构造都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以此为对象的研究自然发展出不同于现代民俗学时间意识的新民俗学。现代性进入新阶段，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主流，传统成为现代的内在构成。中国知识界所偏爱使用的传统与现代的“双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表述既是中国的特色话语，其实也是各个发达国家所共有的价值。在当下被赋予充分的历史性(对传统文化的开放心态和实际容纳)和未来性(没有什么是注定没有未来的，相信共同的未来是更好的未来)的大环境里，民俗学必定采取跟进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