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VS现代，两个看似对立的概念何以统一？

  传统作为非现代，何以具有现代意义？

  在全球化的当下，古老的民间传统何以对当下产生影响？

  国际民俗学知名学者博尔蒂·尤哈尼·安特宁在2005年出版了《现代性下的传统——民俗学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和民族国家》一书。

  他用本书说明了后现代思想对于调解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贡献，分享了民俗学在芬兰建国、芬兰融入欧洲共同体的不同时期的作用。

  他观照“传统”这一常见却甚少被民俗学家关注的概念，从认识论、现象学、政治学角度入手，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现代性的关系，对民俗学根基进行深刻反思与重塑。

  时隔二十年，《现代性下的传统》中译本首次引进。


《现代性下的传统》
[芬兰] 博尔蒂·尤哈尼·安特宁 著
徐鹏、张顺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在现代主义范畴下重新审视“传统”这一民俗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从理论与实践两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将“传统”与“民俗”置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所构建的社会话语中进行辨析，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传统与现代都是现代意义上的，传统及其表征是现代性的产物，而民俗学也因此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现代主义研究。

  第二部分则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以民间传统在芬兰民族国家认同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例，观察民俗或传统之于民族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等现代范畴的作用，进而探讨传统之于现代的作用。

  该著作将民俗学理论与芬兰民俗实践结合，以辨析民俗学核心概念“传统”为切入点，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出新见解，推进了民俗学理论的发展。

呼之欲出的新民俗学
文/高丙中
  安特宁教授在约20年前交由芬兰文学协会出版了英文版《现代性下的传统——民俗学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和民族国家》一书，现该书由徐鹏、张顺生二位先生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项迟来的翻译，但我读完的感觉是，这是一部来得恰逢其时的读本。我们在中文学术圈讨论区别于“现代”民俗学的新民俗学已经多年，却一直未将世界民俗学其他板块的学科现状纳入考虑范畴。最近几个月我受惠于徐、张二位先生的译本，在对基于北欧民俗事业发展的这部国际民俗学著作的研读中获得印证：我们在很多方面讲民俗学的新发展已经不够了，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新民俗学在世界学术界的兴起。

一
  国民和国家进入现代，也就是进入世界，这就导致国家在重塑自身的过程中要重塑与世界的关系和与国民的关系。这个过程要完成现代性和世界性从外部属性到内在禀赋的转变。这一转变在现代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国家有意识追求的目标，那么为了让这个目标是可操作的，由国家的社会科学所专门组织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国际交流中建立起具有针对性的话语体系，提供了一套可改进的思想方法，表现为以“传统”为关键词对国民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予以认识的阶段性思考。他们以传统之名建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自我，选择用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内容来表述活态的传统，在日常生活民俗的延续和变化中见证活态传统与现代性和世界性的融合程度。

  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是应人类的现代事业而发展起来的学术，是以日常生活为经验对象探讨传统与现代性、世界性的关系状态和前景预期的经验科学。这是安特宁教授的著作所用心着力之处。人类在现代全面卷入人、物(商品)、技术、金融等社会、文化、信息范畴的大流动，由此激发原有的国家改造自己，原来无国家的地区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由民族国家理念(多民族国家并不少见，但多采用民族国家的治理方式)处理内外关系的国际体系，也就是以民族集团和主权国家的结合体来参与管理世界范围的大流动，一方面对大流动进行控制，一方面从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推进特定要素的流动。一个民族集团成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在于和其他民族集团及其国家的文化差异。文化独特性是民族国家具备精神自我的标识，而其来源就是民族的民俗。民俗学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及世界格局的成型而形成，是属于这个时代历史实践的学术事业。

  民俗之“民”既是民族集团的构成者，也是基于主权在民的主权国家的人民；民俗之“俗”既是民族的文化根源，也是追求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对国民进行新生活方式教育所要改造的对象。民俗或是(无比)珍贵的，或是被唾弃的；民俗的实践者或是国家公共文化的主角，或是国家公共文化的边缘人群，这些构成了国家文化政治的主题。民俗学以自己的专业工作及学术积累参与国家的这一现代事业，大量民俗学人和民俗学知识会介入各种现实情境下的政治表述、政策操作，一些民俗学人也会在社会事件发生之后开展调查研究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