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芬兰民俗学的例子所显示的，民俗学擅长在日常生活语料中发现、记录、整理、发表民族民间文学。将这种专业技能用在芬兰社会，世上才有作为“民族的诗”的《卡勒瓦拉》，芬兰的民族性才有了文化的见证，芬兰的民族国家才有了不可否认的文化自我。

二
  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被发现、被表述出来，成为民俗项目，如节庆、故事、歌谣。这是每个民族的文化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自然涌现的现象，这些现象被使用文字的人记录下来，成为散记在文献中的民俗。这是现代民俗学的前史。我们习惯上把汤姆斯在1846年创造的folklore(民俗学)这个概念作为民俗学的发端，因为它的出现使学术领域有了一个表达专门的认识对象的整合性概念，同时也命名了一个新的学科。此前，节庆、故事、歌谣等日常生活的文化事象是不同的事物，“民俗”这个概念把它们归为同样的事物，使之成为同一个被关注、记录、分析的认识对象。民俗学的具体研究项目是生活本身产生的活动及其结果，民俗学通过概念对它们进行整合性的表述，并在学术上创造了属于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民俗学并不仅是纯学术的知识生产，还是探讨现代国家事业的一个专门领域。它参与完成民族国家自我意识的建构和国民相互认知的调整，因而作为具有实践价值的学科得到职业分工体系内的位置。

  新民俗学与现代民俗学是相对而言的。安特宁教授是将辨析现代与后现代作为思想的起点开始阐发自己的新观察、新思考的。经过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反欧洲中心主义、进化论反思、文化多元主义等思想的挑战和洗礼，经过晚期资本主义、第三世界的发展，尤其是东方的崛起、全球化加速造成地球村现象这些历史变迁，一些人用后现代性而另一些人用现代性的新阶段来概括人类的新处境。民俗学的新变化具有与后现代相对应的诸多特性，由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俗学的后现代性或后现代的民俗学。但是我们更愿意把后现代性看作现代性的新阶段，并相应地用新民俗学的兴起表述这个变化。

  在现代民俗学阶段，学界主导的是客观主义、价值中立、成见悬置的知识论。少数人读书识字，极少数人著书立说，他们模仿上帝视角，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胸怀世界，真理在手。在后现代思想里，社会科学的上帝视角被放弃(在这个意义上才是“上帝已死”)，众声喧哗。学术是为了相互交流、不断扩大交流范围，而不是提供唯一答案，自然就没有人被授权提供真理知识。交流，首先要明确是“谁和谁的交流”，交流的双方都必须是主体。如此，社会科学就从无我的客观主义，不得不转向承认自我(同时承认各方的自我)、相互尊重的协商主义。协商主义不以主观主义为前置条件(平等的主观主义只能导致各说各话)，而以主体论为前置条件。客观主义也是以主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主体被自我排斥，假设主体的情感和一般社会意识是可以被排除在认识活动之外的。如果认识、表述的主体可以达到客观，即可以发生抽掉自我的认识活动，那么抽掉自我，是没有办法令基于实地、实人、实景的调查而发展的社会科学进行知识生产的。没有自我，便没有主体，也就没有对话，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发生，当然也就没有人群内部和人群之间的对话沟通、理解尊重。

  现代性是进步主义的，需要线性排列一切事物以便于相互比较、自我比较，知道先进与落后，就有先知先觉，就可以比大众先知道应该放弃什么、追求什么，告诉大家确认排斥的对象和达到的目标。对单线进化主义的思想局限和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打破了这些思想方法的绝对性和社会运用的正当性，人的普遍平等和文化多样性成为主流价值。人类生活在当下的世界，大家是并存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优先性。采用专门指标对不同人、人群、民族、国家的比较是有意义的，但是不能依据单一或选择性的指标所比较的结果认定这些范畴下的人或人群整体上的先进与落后、高尚与卑下、光荣与耻辱、憧憬与绝望。

三
  新民俗学的兴起意味着不同于现代民俗学的一些重要的学术思想方法已经可以被辨识。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历程，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地方社会的生存状态发展出新的国家体系，国家以前所未有的组织动员能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与普及、推动国民流动能力的提升与发挥，其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趋势，即国家的繁荣在于国民与国际社会在经济、科技、文化、组织与职业等领域的交流互惠。我们看到现代民俗学在民俗学史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而历史不会终结，现代国家兴于现代新生的流动性(地方要素在国内的流动)并反过来极大地促进、新增了各种流动性(国内外的流动性)，而新的流动性在多种意义上更深远地改变着既成的一切，民俗学也仍然是其中的参与者并发展出新的学术成就，这足以使民俗学自身配得上现代化新阶段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