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基辛格的同事认为他在尼克松政府对升级越战的争议性参与使他在查尔斯河畔（或任何其他大学校园）颇具争议，这导致他没有返回校园。其他了解他的人无疑怀疑他在白宫的时间使他本已充盈的自我膨胀到了另一个地步，一个普通的哈佛大学教授已无法满足他无边的野心。他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引述他在乘坐空军707飞机时问朋友的话：“有哪个大学会给我这样的飞机呢？”另外，大学教授这样一个职位的薪水和声望对他来说已经不够了。据报道，在探讨他可能回归的过程中，他告诉邦迪的继任者系主任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我是一个世界历史人物……我不能只过普通人的生活”。

  虽然越南问题和基辛格的自负无疑影响了他放弃学术界的决定，但也有证据表明，在政府工作时那里发生的变化也起到了作用。这一点变得很明显，对基辛格来说，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无法像在40年代和50年代那样平衡政策和学术。这种情况导致亨利·基辛格警告道：“当代形势的挑战之一是要证明目的比技术更重要。”他后来向另一位传记作者哀叹，今天“学者和政治实操者之间失去了亲密关系”。历史学家杰里米·苏里认为有鉴于学术界的这些变化，时下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基辛格。

  基辛格的年轻同事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也有类似的职业轨迹。布热津斯基晚基辛格几年，尽管未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职，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生涯本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似乎不再欢迎像他这样“把思想与行动相结合视作最高成就”的人。事实上，布热津斯基对政治科学的学科动向不屑一顾，“如果你看一下《（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你很难看出如何将之应用于现实生活”。

  他越来越认识到将思想与行动结合的方式是投身于某种非学术机构或准学术机构（如智库或政策学校）。在担任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任期结束后，布热津斯基没有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或哈佛大学，而是选择留在环形道内，进入一个政策学校。当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和乔治城大学向他提供教职时，他选择了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的一个非终身职位，因为他担心乔治城大学的学术性太强，会使他无法从事严肃的政策工作。

  行为主义革命也促使政策界的政治科学家，或其他可能在工作中使用政治科学学术的政策制定者对其持怀疑态度。我们将在下一章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伯纳德·布罗迪的观点是政府观点的典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抱怨说：“政治学家更担心自己领域发展得缓慢，而不是担心他迄今所做的相对简单的成果可能带来的危险影响。”谈到这个话题，布罗迪解释说：“像大多数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科学是由散文组成的。一些人指责它通常是乏善可陈的散文是有道理的，我也不想辩称这种糟糕的散文是必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所看到的将数学符号语言引入政治学话语的尝试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荒谬反常的，且通常是可笑的。”

  布罗迪的兰德公司同事保罗·凯奇凯梅蒂补充说，基础研究的核心“基本问题”并不是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此外，他还抱怨，在政策科学事业中专注于方法而非实质内容是一个固有问题。187洛克菲勒大学副校长、美国国家科学院行为科学部前主席卡尔·普法夫曼（Carl Pfaffmann）对政治科学基础研究的成果会渗透到政策领域这一乐观的看法提出质疑，他感叹道：“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学术性学科，并没有像工程学那样形成应用型科学的传统。”最后，凯奇凯梅蒂强调了他所意识到的政策科学的悖论：它只有在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时才能提供政策产品。但是，正如社会科学家普遍认识到的那样，严谨性和相关性注定要保持相互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