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本逐末——美国社会科学对国家安全的政策影响力何以式微》
[美]迈克尔·C. 德施 著
高衡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版

  如何看待政治学学科中的所有这些发展变化？大多数学术界的政治科学家都认识到了行为主义革命暴露出的严谨性和相关性之间的矛盾。南加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美国公共管理学会会长亨利·赖宁（Henry Reining）坦率地承认了这个矛盾的存在，并直言不讳地否认这个矛盾可被消除，“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基本问题，而且还会持续存在。政府想要答案，而学者希望有机会提出问题。学者想要自由，而政府出于对外政策和其他原因，不能给学者完全的自由。因此，这种冲突是与生俱来且无法解决的。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情况之一，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情况”。鉴于必须做出选择，大多数学术界的政治科学家积极接受了严谨性，并认识到这是以牺牲相关性为代价的。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这种必要的选择视作一种美德，对弥合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的努力大加批评，从而保持对科学的忠诚。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与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他表示自己越来越怀疑国防部对社会科学学术的支持是一件好事。阿尔蒙德还对国务院提出批评，认为国务院是“一个保守的、人文的机构，由主要在法律、历史和人文学科方面接受训练的外交人员主导。他们凭借某种直觉和自发的过程来制定政策”。在他看来，政府为学者提供资金的唯一合法方式是国家科学基金会为支持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资金。

  但象牙塔内外的其他政治学家发现，行为主义革命和政策科学运动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害的，它致使该学科著名的政治科学家，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永久性地离开了象牙塔，跨过政—学界的桥梁，来到了环形道这一侧。他们两人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在大学学习的时候似乎仍有可能成为一名深入参与政策的学者。然而，在这两人的案例中，学术的严谨性和政策的影响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迫使他们做出选择。两人最终都选择了相关性，永久地离开了学界，以实现他们对政策的热情。

  基辛格是在二战结束后立即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的，他从欧洲战场和战后占领区回来时是一个具有丰富政策经验的年轻人。20世纪40年代末的哈佛有一个具有特色的“周六下午研讨会”，它聚集了一批热情地探讨对外政策问题的教师，他们着眼于提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历史学家杰尔米·苏里指出，与20世纪30年代末相比，二战后哈佛的氛围构成“知识界和政策界不寻常的合作”。

  然而，即使在哈佛大学的这些太平日子里，基辛格也面临着一场平衡严谨性和相关性的艰难斗争。政治科学中对严谨性的专一追求的大势，也在哈佛大学那被常春藤覆盖的墙内开始扎根。基辛格的导师威廉·扬德尔·埃利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鼓励他摒弃这些“非人化的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方法（强调社会结构和经济计算）”，因此他“回避了通过学术专业和学科政治来获得学术认可的传统途径”，而选择了政策参与。完成博士学位后，基辛格拒绝了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职，并于1955年前往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智库工作。据称，基辛格在那里的工作对他最终离开学术界起到了关键作用。

  尽管基辛格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任职后回到了哈佛，但他仍然是一个边缘化的学术人物，他没有加入政府系而是选择了加入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其国际研讨会，后者由基辛格创设，他“邀请世界各地有前途的年轻领导人在哈佛大学共度夏天”，其中的大多数人并非学者。基辛格的终身教职来得非常艰难，因为他的同事感觉他对政策比对学术更感兴趣，这可以证明他危险的处境。他那本广受赞誉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关于核武器的书在校园里不受欢迎，因为他在政府系的同事认为它缺乏学术性。系主任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干预了基辛格获取教职的过程，他在潜在的反对者中采取了一种对基辛格和另一位更受政府系喜爱的初级教员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互投赞成票的方式，这才挽救了他的教职。尽管基辛格在邦迪的鼎力相助下顺利获得了终身教职，但他仍然是一个边缘人物。正如苏里所言：“虽然基辛格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但他从来都不完全是哈佛的一部分。”当基辛格放弃终身教授职位而到尼克松政府任职时，很少有同事对他在哈佛大学法定的两年政府服务假期到期后没有返回校园而感到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