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化”的定义既明之后，作者又是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等方面论证元时色目人之华化。由此可见，作者所说的华化或同化，是指文化上的影响、吸收、接受或认同；也可见作者考虑之周全和规模之宏阔。

  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有鲜明的特色，做到了材料富、版本多和善利用三点。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多有阐发，他还曾评论说，《华化考》“论证的谨严，亦是当代罕有。如证《丁鹤年集》通行本皆明刻说，共举五证，证证确切。又证丁氏为回回一节，则有八证。且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条理井然”[6]。

  《元西域人华化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主题的选择、材料的运用，以至著述体例、学风等等方面，都给了并将继续给后人有益的启示。他当年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夸彼善俗、思革吾华风者”，应为后人铭记。

  注释：

  [1]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第278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2版。原文作“二十年前”，1959年之二十年前为1939年，当时根本不可能谈此问题，“二十年前”应是“二十年代”之误。

  [2]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第12至13页。

  [3]《光明日报》1978年3月11日报导。

  [4]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载柴氏《史学丛考》第436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5]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1月出版。

  [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第11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