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主席誉为“国宝”的陈垣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和教育家。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是“陈垣著作集”最新两种之一，也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它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这是陈垣先生在1964年回答一位老读者信中的一句话，它是了解本书写作背景、写作目的的一把钥匙。下文为陈垣先生文孙陈智超为该书新版所撰写的导读。


《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垣著作集）
陈垣 撰
上海书店出版社

  《元西域人华化考》（下文简称《华化考》）作于1923年，即民国建立后的第十二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列强侵略，政客争权，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陈垣先生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青年时代就投身于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1905年二十五岁时在广州与友人创办《时事画报》，用文字作革命宣传，并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员，定居北京。残酷的政治现实，沉重地打击了他青年时代的美好政治抱负，1923年开始，他彻底转向史学研究与教学，但并没有放弃报国之志。

  这时的中国，不但政治、经济、军事以至国民体质，处处落后，被人讥为“东亚病夫”，就是学术、文化也处于落后状态，为人轻视。据他的朋友、学生们回忆，当时陈垣先生萦回脑际的中心问题，就是就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把汉学中心的地位从外国夺回中国。

  例如，胡适1959年1月3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团拜会上说，20年代“在北平和沈兼士、陈援庵两位谈起将来汉学中心的地方，究竟是中国的北平，还是在日本的京都，还是在法国的巴黎?”[1]

  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一次集会上，“陈老说： 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2]。

  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翁独健在1978年回忆道：“1928年，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听到陈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3]

  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时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陈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因此，他就更加努力钻研”[4]。

他在3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朱文长回忆当时他就时局发表的看法：“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5]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写作，就是陈垣先生为此所作的一次努力。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

  过去提起中国的盛世，不是汉代的文景，就是唐代的贞观、开元，清代的康乾。提到元代，最多说它的武功显赫，而更多的是注意它的残暴统治。陈垣先生在辛亥革命前所写的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中，有一些也是借揭露元代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而影射清朝的。清朝的统治被推翻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启发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元朝的得失。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使他想到了正是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但他注意的不是元朝的武功，而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絶的外国人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阐明这一历史事实，正符合他要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

  所以他在《华化考》一书中意味深长地强调：“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年至一三六○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卷八第一节）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观点。

  他在书中郑重声明：“吾之为是编，亦以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而已。”（卷二第五节）为此需要对本书题目所用的“西域”及“华化”两词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