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石散退出历史舞台是什么时候？它的退出是因为神话破灭了，还是有新药取代了它？

  刘焱：中国古代的服食传统长盛不衰，总是有新药代替旧药。五石散在唐末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在唐代已经出现了新的服食风气，尤以服钟乳石为盛，柳宗元就是一个钟乳石的专家，对其形态、种类和产地都知之甚多。而韩愈则对服食硫黄很感兴趣，这两种药物都是用来滋补身体、养生延年的。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里就讲到，一个人如果年轻身体很结实，就无需服食钟乳石，但年老以后，服食钟乳石会有助于身体的保养。这是不是说明古人逐渐地用无毒药代替有毒药来养生呢？并不完全是这样。首先，硫黄是有毒的药，韩愈服硫黄即导致“足弱”。其次，一剂无毒药服用不慎也会造成伤害。孙思邈就警告说，如果采乳石的地点不对，它会比鸩毒更为致命。所以说，药物本身的毒性并非关键，核心问题是如何合理用药。

  中央政府如何规范医疗知识与实践，如何对待地方性知识？

  刘焱：唐初官修的《新修本草》是规范药学知识的重要文本。为编纂此书，朝廷派遣官员到全国各地做药物调查，修正之前本草书里的错误信息，或者是加入新信息。这样一本书不仅是为政府的医学教育与实践提供指导，也显示了国家规范药物知识、彰显帝国之伟力的雄心壮志。这种努力在北宋得以延续和加强，北宋的官修本草书中药物的种类激增，尤其是将很多南方的药物纳入其中，这与国家权力向南方渗透有一定关系。

  另外一个重要面向是中央和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张力。之前已经谈到在《新修本草》中，有一些对地方上药物使用的批评，旨在建立中央的知识权威。另一个例子是中央政府对巫蛊的打压。隋唐时期，巫蛊盛行，对当时的政治秩序产生威胁，并造成社会恐慌，因此隋唐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法令惩罚那些被指控为施蛊的人。有意思的是，我们熟知的“以毒攻毒”这个词，不仅是在讲治病，即用猛药去治疗顽疾，而且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对应，就是政府用严酷的政策去对付那些所谓的社会毒瘤，比如施放巫蛊的人（很多是社会底层的女性）。我觉得这是身体政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巫蛊之术与鬼神附体相关，而施蛊者多为女性，因为女性的身体在当时被认为是更容易通神的。《隋书》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隋文帝时，朝中大臣独孤陀家中有一个叫徐阿尼的婢女，她受主人指使施猫鬼蛊去伤害皇后并夺其财物，后来被抓后审讯的官员让她把猫鬼召回。她是怎么做的呢？午夜时分，她准备了一盆香粥，用汤匙敲盆，并呼唤猫鬼的名字。不一会儿，她脸色变得铁青，一副被人牵扯的样子，她说猫鬼已经被召回了。这种神秘的巫术对于正统医者来说是离经叛道、不可理喻的东西，但是在民间还是颇有影响力的，因为巫术不仅可以害人（黑巫术），还可以治病（白巫术），这导致历朝历代的医者不断用书写正统医书的方式来压制她们，而行巫者大都目不识丁，无法在文本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她们从未被彻底根除——时至今日，我们仍能读到关于巫蛊活动的民族志记录，北京大学王明珂老师对毒药猫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巫者躲藏在遥远的角落，潜伏在帝国的边缘，始终威胁着现有的政治秩序。

  您的新研究关注的是作为解药的香料，可否请您简单做个介绍？

  刘焱：我对香药的兴趣始于毒药研究的工作。我一直对跨文化的医学知识交流这个课题感兴趣，在写《以毒为药》这本书的时候曾试图研究外来的毒药在中国的使用，但是发现这样的毒药并不多，反而是解毒药，尤其是香料类的解毒药，在中古时期大量输入中国，对当时的医疗、宗教、饮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于是我决定将此作为下一本书的研究课题。

  顾名思义，香药皆有香气，所以这个课题与感官史、气味史大有关系。唐代的医者认为香药有解毒、避邪、驱鬼等功效，既可以口服，也可以佩戴，这些功效应当与药的香气有关。这些香药大都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在宋以前主要由陆路传入中国，到了宋代由于海上贸易的勃兴，大批香药由海路输入中国，并在政府颁布的医方中频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