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以下简称《以毒为药》）是去年夏天由光启书局推出的一本新书，作者刘焱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副教授，《以毒为药》脱胎于其博士论文。刘焱表示，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国内，对中医的想象一般认为中医比较温和、天然、副作用少或者没有副作用，相较而言西医则是猛烈的、人工合成的、副作用比较多。但是在他阅读古代文本，尤其是医药学文本时发现，中药有非常强的用毒的传统。基于比较的视角，他想去探究这个用毒传统的源头是什么，为什么古人喜欢用猛烈的毒药——不仅是治病疗疾，而且要延年长生、得道升仙。

  近期，澎湃新闻专访刘焱，请他谈谈古代中国文化与政治语境中的医与药。


《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
刘焱 著
朱慧颖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2024年7月出版
265页，79.00元

采访︱于淑娟
  请您简单谈一下所谓的中医和医家的历史形成。

  刘焱：这是比较大的问题。医家通常是对行医者的称谓，涉及医学职业化的问题。我先来谈谈中医的历史形成吧。

  在现代语境下，谈中医就不可避免地要谈西医，因为两者紧密相连。我研究的时段（六朝到隋唐）比较久远，那个时候的行医者或者医学文本的书写者头脑里没有中西医的区分，甚至没有中医的概念，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治病救人。当然从实践角度来看，也有外来的药物传入，包括外来的毒药。我之前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的确考虑过研究域外的毒药对中药的影响，但是我没有发现太多这样的例子，倒是发现外来的解药有不少，其中一大类是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传入的香料类药物，这也是我第二本书关心的问题。所以说，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的医药文化跟域外的医药文化在历史上多有互动，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的陈明老师有一系列的重要研究。西方的现代医学在十九世纪下半期才发展起来，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即有了所谓的中西医之争，中医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在这个特定环境下，中医的行医者为了捍卫自己的阵地，往往去强调中医跟西医不一样的东西，也就是中医的温和性、天然性，到二十世纪下半期这种话语也被西方一些批判西医的人所推崇，认为这是所谓另类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二分的想法，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看到古代中医有很长的使用毒药的传统。中西医的对立、二分，其实是在二十世纪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中医的支持者在面对西医的挑战时特别强调出来的。我认为中医和西医当然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理论基础和文化脉络，但是在某些具体操作上还是有类似之处的，比如说在以毒为药的问题上。

  西方医学中的药与毒，在中世纪以后有一个逐渐分开的脉络，其结果是毒理学在十六世纪之后的独立发展。而在中国，毒理学和药理学在历史上一直是交织在一块的，直到十六世纪以后，才能看到一些分离的萌芽。中国古代的“毒”和今天我们说的有害之“毒”不同，它的基本含义是猛烈、厚重，并没有明显的负面意思。这个字有两面性，既可以指向伤害身体、甚至致人丧命，也可以指向用猛药治病。所以，中国古代的医者发展出包括剂量控制、配伍、炮制在内的一系列技术，将有毒之物转化为有效之药。

  至于医家，我想更多地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所研究的六朝到隋唐的文献中是可以看到“医家”这个词的，但是医家/医师这个概念在古代跟当代是很不一样的。今天不管是中医师还是西医师，都是职业性的工作，也就是说医生要经过专业培训以获得资格证书，凭借这个证书才能合法行医。而在古代中国，医生并不是一份职业，比如孙思邈，他当然有行医治病的能力，也写了很有影响力的方书，但他也参与道教的炼丹与身体修炼，与一些佛僧交往甚密，对服水很感兴趣，还跟文人、士人打交道，所以行医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他被归在“方伎”“隐逸”之列，而不是医家。他参与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医学操作、宗教实践、道德修炼等，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后世称其为“药王”，但唐代对孙思邈还没有那么高的评价，对孙思邈的封神是从宋代才开始的。

  成王成圣之前的孙思邈是什么样的？

  刘焱：如前所说，在两唐书中，他被描绘成一位具有多种技能但无心政治的隐士，然而在新出土的他儿子孙行的墓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孙思邈其实和朝廷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需要通过朝廷的支持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展示他是一位优秀的医生。那么，他的竞争对手是谁呢？我觉得应该是从世家大族出身的世袭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