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不能说来自一个贫寒的家庭，他的家境应该还算比较富足，但不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在六朝是非常有势力的，这些家族里出来的医生往往是世袭性的，很有威望。孙思邈不属于这个群体，他从小喜欢医术，通过自学、博览群书，在年轻的时候就以能治病救人而闻名，之后被几位皇帝邀请入朝为官，但他屡次辞谢不就。不过，唐初他曾经在一个政府医学机构——尚药局里做过鉴别药物、编撰本草书的工作，以此来提升自己作为医者的地位，在当时激烈的医学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最后我想提的一点是，唐中期以后，政府对医学的支持式微，士大夫对医学的兴趣开始提升。我在书中讲到了包括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这些人对医学知识非常感兴趣，一方面他们通过学医以达到为自己治病的目的，他们之间也分享一些用药的个人经验。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他们往往通过书写服药的经历去表达政治理念，比如说用药应该对症下药，那么，用人也应如此，政府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拔人才。这样的政治隐喻，在唐代中期以后的文人书写中经常会看到，到了宋代则更加显著。宋代的士大夫对行医这件事变得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在仕途上受挫的士人，他们觉得行医是一个很好的“第二职业”，“儒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对于出身世家大族的医家，似乎在读者印象中还是很模糊的，您可否举例谈谈？

  刘焱：有关世家大族医家的研究，早期有范行准先生对于六朝时期门阀和山林医家的总体概述，近期有香港城市大学范家伟老师对于东海徐氏的个案研究。东海徐氏是一个有名的八代行医的家族，徐之才就是从这个家族里出来的。世家大族的医家，有两个基本特色：第一个是世袭行医，医学知识在一个家族内部传播，不外传，但是他们有时也著述医书，把医学知识通过书写的方式传播于世。第二个特色是世家大族跟当时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六朝时虽然医官出现于政府机构，但还比较简单，不像唐宋时期那么系统和专业化。这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医生大都入朝做官，但官职往往和医疗没什么关系，不过他们行医成名对其仕途是大有帮助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其政治抱负。

  其实在汉代我们就能看到这种以医入仕的现象，也就是说，行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医家的具体形象在汉代到六朝的史料里不多，我们对每位医者的个人信息和行医经历可以说是知之甚少，只是知道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创造医学知识，尤其在江南地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而且他们医学知识的制造往往与宗教活动相互绞缠，比如炼丹术。陶弘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来自建康一个世代行医的家族，从小受家族影响，对医药很感兴趣，年轻时在南朝齐任一小官，三十六岁时辞官退隐建康附近的茅山。他对道教很感兴趣，家里又有医学背景，所以在茅山隐居时编纂了几部很有影响力的医书和道书，比如《本草经集注》《登真隐诀》。

  我们对陶弘景的了解比较多，因为他在道教、医药、文学、书法等多方面都有造诣，所以关于他的史料不少，而且《本草经集注》的序很长，内容丰富，里面有对药物剂量、配伍、炮制等技术的详尽阐述，是研究中国早期药物学至关重要的文本。

  陶弘景跟政治也有很深的渊源，他在茅山隐居期间，与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有密切的往来，为梁武帝出谋划策，所以他被称作是山中宰相。梁武帝对炼丹也很感兴趣，并且为陶弘景提供了大量的炼丹材料。凭借这些资源，陶氏在六世纪初开始在茅山炼丹，并将炼好的丹药进献给梁武帝，但是梁武帝并没有直接服用此丹药，而是将它供奉起来，在良辰吉日向其敬拜，以期获得神效。此外，陶弘景跟佛教也有关联，所以说他是一个很多面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