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为药》更多谈到的是六朝到隋唐，那么这之前及之后的时段是怎样的情形？

  刘焱：中国药学发展的源头，包括毒药使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乃至汉代之前。中国最早的本草书《神农本草经》是东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是一个传说人物，在汉代的文本中被塑造成是农业和药学的始祖，《淮南子》即讲到了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故事。可见《神农本草经》的撰写应该是基于一种经验性的知识，就是由尝药而得来的经验，这在中国古代药学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药物的有毒无毒，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到的。有意思的是，古人对药物有毒无毒的定义是既定的，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某种药是有毒的或无毒的，对寒、热、平之类药性的界定也是如此。我想，这应该是基于服药后的身体体验而定义的。那么，《神农本草经》到底是谁创作的呢？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是集体创作。汉代史料中记载有一种专司药事的官员叫“本草待诏”，平时待命，皇帝需要的时候应诏进宫编纂本草书。本草待诏往往与当时的方士有一些关联，后者掌握各类奇技秘术，如观星、风水、炼丹、占卜等，可见在汉代，本草与这些方术知识混为一体。我们从汉代出土的医学文本中也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医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医方，而非本草药物的书写，但这些医方大量使用毒药，尤其是附子类药物。这些附子类药物不光用来治疗疾病，还被赋予神力，比如可以让人快速奔跑。可以说，汉代是中国药物学发展的初始阶段。《神农本草经》作为本草书的基石，虽然它对药物的有毒无毒做了基本分类，但直到陶弘景的年代，才把每一种药有毒无毒的状况说得比较明确和细致。

  到了宋代，政府在医事管理和医学知识的规范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正值印刷术蓬勃发展，也促进了医书标准化的过程。北宋朝廷选择了十余部医书，在十一世纪成立了专门的校正医书局来校对、整理这些医书，然后通过刊印的方式传播出去。康奈尔大学的艾媞捷老师（TJ Hinrichs）称此为医学的政治管理，即通过规范医学知识来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中国南方有很强的用巫术疗病的传统，这和北宋政府所倡导的本草、方书的医学体系是非常不同的。北宋政府就是通过推广其视为正统的医学知识以压制这些所谓的异端，以实现其有效的政治管理。我们今天看到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古代经典医书，几乎所有都是北宋以来的印本，而宋以前的写本大部分都已佚失了。这些文本成为“经典”，与北宋政府将其提升、整理与规范密不可分，其中保存的很多宋以前的医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朝廷的修改、删节与重整。而我所着重研究的六朝到隋唐时期，使用宋以前的文本就显得非常重要，比如敦煌的医学文书。把敦煌的文本跟北宋的文本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北宋的本子不太可能去赞颂唐的辉煌，但是敦煌的文本就会讲我大唐要统治天下应该做哪些事情，其中就包括规范本草知识。事实上，北宋政府在重整医学知识上的努力在唐代已经可以看到端倪。七世纪的《新修本草》是中国的第一部官修本草书，对后世的本草撰修影响深远。唐玄宗李隆基在八世纪也亲制《广济方》，并下令将其主要内容刻在大版上，榜示于村坊要路。与印刷术相比，这种公开展示的方式就医学知识的散播而言会更慢一些，传播面也没有那么广，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国家在规范医学知识上所做的努力了。

  讲到医学与信仰、方术的混杂，那么，是否说中国医学发展史从古到今有一个医学和宗教分离的过程呢？

  刘焱：这要看在什么层面上来谈这个问题。从中央政府的层面，比如说在唐代太医署里有四个分科——医科、针科、按摩科，以及咒禁科。咒禁，就是用咒语压制鬼神。今天来看咒禁术属于宗教治疗的范畴，当时的文本也说咒禁科是受道教和佛教两股力量的影响，唐政府将其纳入到官方的医学教育中。此法术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抗击瘟疫，当大疫来袭的时候，政府会用这种仪式性的治疗方法来对付它。宋代中央政府的医学分科更加细化，有十三科，使用符咒治病的书禁科仍是其中一科，但其地位已被推至边缘。从这个脉络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在政府所倡导的医疗技术这个层面，从唐到宋宗教治疗的成分式微了。但是如果我们往社会下层去看，宗教治疗直到今天也一直是存在的，只是我们在官方的文本中看到的不多，其实我们能在这些文本中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此前一些对社会史感兴趣的学者会问，在中国古代一个医疗资源匮乏的村庄，那里的人生病了怎么办？除了家人的照顾，就是依赖巫医、走方医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但是在正统医者的书写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只是在此类文本中他们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因为其医疗活动威胁到了正统医者的权威，所以正统医者需要通过不断贬抑这些底层的医者而维护其正当性，而这样的努力正彰显出巫医、走方医在民间是颇有影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