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在我的研究时段，不光是底层的医者，就是在上层的如孙思邈这样的大医，他也采用了不少像咒禁术这样的治病方法，他晚年编撰的《千金翼方》的最后两卷就是关于用咒禁治病疗疾的。所以说，宗教治疗在中国医学史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面向。

  我这本书是从药毒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国药学史的发展，其中也谈到了道教的炼丹。外丹术这个传统从汉至唐延续千年之久，与道教的发展紧密相关。讲古代的药物使用，治病疗疾自然是一个面相，而另一个重要面相则是养生、延年乃至成仙不死，在今天看来，前者是医学，后者是宗教，但在历史上，这二者是连续不可分割的。《神农本草经》的三品药就是基于这个思路对药物的分类——上品药旨在升仙，中品药用于强身健体、避免生病，下品药则用来治疗疾病。从等级上看，上品是最高阶的，这无疑受到了道教中升仙不死的理念的影响。当然，升仙的方式有很多种，冥想、服食草木都可以升仙，但是服食金石类药物，包括水银、丹砂这样的有毒药物，是最引人注目的传统。

  古人对服丹后身体变化的解释多种多样，一种解释是服食金石类药物后，身体可以变得像金石一样坚实，这是一种朴素的以外物转化身体的理念，首倡者是东晋的葛洪。另外一种解释说，服用这类药物后，身体可以变轻，慢慢地飘升到一个更高的阶层，飘升得越高，人的寿命就会越长，当代研究道教的学者对此有详细论述。而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古人对丹药有效性的理解与其所引发的身体感受密切相关。我们知道服食丹药会引发强烈的身体反应，比如呕吐、眩晕、知觉混乱等，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都是不好的病症，或者说副作用。但是古人并没有“副作用”这样的概念，他们当然也观察到了这些猛烈的身体反应，但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葛洪将其视为身体发生的神奇变化，又称“尸解”；到了陶弘景的年代，他开始讲身体的疼痛，吃了丹药以后会心痛如刺、口干舌燥，说明服食丹药后身体会发热，而喝水以后会导致气绝身亡。当然这种身亡对道教徒而言即为升仙，但道教文本中对疼痛的描述，我觉得相当有趣。这是服药以后的一种真实的身体感受，但是古人对它的诠释跟我们今天对疼痛的理解颇为不同，古人把它视为身体纯化的迹象，认为丹药可以把身体中的不好的东西消除掉，身体就会变得更干净或者更轻快，从而得以长生。这种对身体感受的解释不仅限于丹药。吃猛药会引发强烈的身体反应，比如五石散，吃完以后也会发热，服散者需要做一系列的活动——所谓“行散”，比如吃寒食、泼冷水或者穿薄衣，以便把热量散发出去，达到强身的目的。今天吃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吃完药病人的任务就完成了。但古人服用猛药时，吃药只是用药的一个起点，药物所引发的强烈的身体感受是给病人的一个信号，病人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处理这些身体反应，以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在此我想强调用药的“过程性”，这个过程有医者的参与，也有病人的参与，最关键的是药物所引发的身体感受为用药者治病疗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以毒为药的核心在于变化，但是毒和药如何区分？再者如“上药中药下药”以及“大毒小毒”的分类，感觉还是挺模糊的。

  刘焱：《神农本草经》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区分，有毒的药物多用于治病，属于下品，而无毒的药物用于长生不死，归于上品。但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例外，比如有毒药水银被归为上品，因为它是重要的炼丹材料。既然“以毒为药”，我研究的重点是下品药，比如附子，本草书对于这些药的“毒”的界定往往是根据经验知识和身体体验，比如尝药。在古代从北魏开始政府设立尚药局，其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尝药，确保药物质量，这种经验知识也被纳入到本草书对药物有毒无毒的界定上。以我研究所见，中国古代本草书中的有毒药物大概占百分之二十，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虽然药物数量在不断增加，从三百六十五种到近一千九百种，但是毒药的比例基本没有变，这说明历代本草书不断地纳入新的有毒之药。而本草书对药物有毒无毒的定义是相对稳定的，一旦某种药物在本草书中被定义为有毒，后世基本没有将其改为无毒，反之亦然。但有些时候毒药的品位发生了变化，比如水银，在《本草经集注》中被列为上品药，但《新修本草》将其降至中品药，暗示对其升仙的神效已有所保留。

  此外，我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流动的物质性”，就是说没有一种药物具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内核来决定它是药还是毒。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水喝多了还会中毒呢！相反，再毒的药像附子也可以用来治病，这是基于一个朴素的阴阳转化的思想。所以，中国古代发展出了一系列转毒为药的技术，比如剂量、配伍、炮制等，其目的是将有害的毒物转变成有效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