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经集注》，再到唐初的《新修本草》，不同的社会群体参与了医疗活动和医疗知识的生产，那么在药物的书写脉络上，不同的知识群体对于毒药的理解有没有不同？

  刘焱：从《神农本草经》到《新修本草》，对毒的理解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毒的核心意涵是“猛烈”，而此猛烈的药性是治病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没有具体定义每种药物是有毒还是无毒，但是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地指定了每种药物的毒性，这种毒药知识是从汉代到陶弘景活跃的五世纪的漫长时期中产生出来的。唐代的《新修本草》沿承了陶弘景对药物有毒无毒的界定，但是对药物的使用给予更多的评论，比如会抨击地方的用药方法，讲地方上的“俗人”使用错误的替代品，导致药效不佳，甚至有时候错用毒药，不治病反而伤身。这些批评暗示了在国家规范药物知识和地方上的老百姓不得不根据有限资源调整用药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

  您在书中提到，五至六世纪对立的南北政权阻碍了药物流通，致使假药流行。怎么理解这里说的“假药”？

  刘焱：“假药”是与“真药”相对应的，而此时期对“真药”的理解，一个重要的面向是药材的产地。陶弘景撰写《本草经集注》试图梳理药物知识，因为他觉得当时的药物知识很混乱，而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一个从汉代到陶氏生长的时代采药分工的变化，简单来说，汉代的医生是上山采药的，后来由于出现分工，有专门采药的人，医生就不上山采药了。在陶弘景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医生不知晓药材的产地，无法区分真药与假药，这必将影响他们的治病效果。所以在《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不惜笔墨谈每种药材的最佳产地，旨在为医生提供用药指导，这也是一个药物使用规范化的过程。比如人参，陶弘景说山西上党的人参质量最佳，优于高丽和白济出产的人参。此外，还有当时的一些药材供应者为了盈利故意制造假药的现象，比如，用醋煮钟乳石使其变白，把酒洒在当归上使其变润。一些药商也想方设法把药材弄得好看一些以吸引顾客，而药物的疗效并非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陶弘景撰写《本草经集注》，提供详尽的药物知识，就是要让当时的医生能明辨真假，防止受骗。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时南北政权对立，很多产自北方的药，南朝人很难获取。在南北政权关系比较好的时候，边境可以互市，促使南北药物的流通。此前台湾东华大学陈元朋老师的研究显示南北边境上至少有三个药市，一个在益州（今四川），一个在梁州（今陕西），一个在东海岸的小岛郁洲（今江苏连云港）。政治环境不好的时候，正常的药物流通受阻，就会出现药物走私的现象，不过通过非法走私获取的药物毕竟是小量的，大部分时候，南朝人不得不使用南方容易获取的药物替代品，这也是无奈之举。这种现象到了隋唐时期发生了变化，统一的帝国促进了南北药物的流通，国家也可以做更全面的药物调查，《新修本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感觉《以毒为药》中道教的存在感比较强，而佛教就弱很多？

  刘焱：佛教对医学的影响，在孙思邈的医著中有所体现。孙思邈与唐初的几位佛僧交往甚密，并从他们手里获得有价值的药方。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中，孙氏宣称治病不分病人贵贱贫富、长幼美丑，此伦理准则很可能是受到了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的影响。另外，六朝的一些佛僧对服食五石散颇有兴趣，并撰写了服散的专著，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被五石散号称能静心养命的神效所吸引。

  总体而言，佛教对毒的理解与道教是很不一样的。道教认为人的身体可以通过服药而转化，成仙其实是将身体提升到更高阶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通过服丹而实现。而佛教对身体的理解往往是负面的，所谓“肉身”只是一个虚幻的外壳而已，它是欲望和苦难的来源，为了脱离苦海，必须要脱离身体的束缚，超越此肉身才能达到最终的极乐世界。因此，佛教不大讲身体的修炼与纯化。此外，佛教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三毒（贪、嗔、痴），指的是精神层面上的毒，而我这本书主要讲物质层面上的毒，所以没有谈太多佛教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