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石散的讨论涉及许多人，其中葛洪是一般读者相对熟悉的，但其他的就不甚了解，可否请您对这个争论中的人物群像做个介绍。

  刘焱：这个争论中有一个佛僧——道弘，活跃于四至五世纪，我们对他了解不多，只知他生活在南方，擅长治疗五石散引起的疾病。他撰有一书叫《解散对治方》，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就是把特定的石药和草药配对使用，可以主治某个脏器，比如，钟乳与术一起使用主治肺病。这种组合往往会引发独特的身体感受，如胸塞短气、头痛目疼，需要迅速服汤药缓解，否则后果严重。但这个想法由于过于标新立异，受到了当时一些医者的质疑。比如，一位叫陈延之的医者，写了一本方书叫《小品方》，为那些遇到紧急情况又求医无门的人提供了许多医方，此书影响很大，在唐代被吸纳到政府的医学教育中。陈氏在这本书中批评了道弘的观点，因为道弘的说法跟主流本草书中的药物配伍原则相互矛盾。陈氏是尊崇本草书的，也很注重将本草知识融入方剂的使用，所以他自然会对道弘的新奇观点提出批评。

  另外一个例子是皇甫谧。皇甫谧常被视为中国针灸的鼻祖，他在三世纪撰写的《针灸甲乙经》是针灸学的经典之作。但是皇甫谧这个针灸创始人的形象是在宋代建构起来的，密歇根大学董慕达老师（Miranda Brown）的研究指出，在宋以前，皇甫谧更多地出现在与五石散相关的讨论中。皇甫谧有服散的经历，而且是最早把这种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的人之一，对于医学史学者来说这是弥足珍贵的材料。皇甫谧在三十五岁时染上了一种风病，导致半身麻痹，于是他开始服散，反而加重了病情，让他的肉体和精神备受摧残，乃至他试图自杀，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未能如愿，而他的余生一直被服食五石散的后遗症所困扰。此外，作为一名饱学之士，皇甫谧的才气为西晋的晋武帝所器重，屡次召他入朝为官，但是皇甫谧向往隐居生活，不愿出仕，于是他就以服散后身体虚弱为由婉拒了皇帝的征召。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皇甫谧服散后身体状况不佳，但是当时的确有不少士人以生病为由逃避入仕。

  另外，五石散也被六朝的很多文人所青睐。东晋书圣王羲之就有服散的经历，他还与亲友通过书信交流服散后的身体体验，有时会感觉“身轻，行动如飞”，但有时也会感觉疼痛烦恼。他还试图通过这些尺牍往来找到用五石散治病的最佳方法。总的来说，五石散在社会上的传播比丹药更广，因为它更容易制作，而丹药的炼制更耗时费力，所以很多炼丹活动是有皇室支持的。由于五石散在士人、医者、僧人中被广泛使用，我们得以看到很多与之相关的争论。

  一般来说，中医的诊断是因人而异的，那这些有关五石散的交流和争论有意义吗？

  刘焱：在当时有关病人服散的文本中，我们看不到特别具体的信息，比如说用了几分几两的药。在王羲之与他亲友的书信中，他用的词大都比较宽泛，比如“不佳”“不平”之类对身体不适的描述，然后与亲友讨论应该如何调整用药，让身体恢复生机。所以像王羲之这样的文人对服散后身体释放的信号很关注，并以此作为调药的根据。此外，五石散对身体的影响还体现于其美颜的功效，这可能是和其中含有砷化物有关，因为砷化物可以改善肤色。后世常认为五石散的首创者是何宴，曹魏时的一个美男子，即突出了这个面向。当然，此面向与治病没有太大的关系。

  中古医书对五石散的配方有详尽的记载，五石散的配方多种多样，往往也不仅限于五种药或者仅限于石药。但是配方中经常会出现礜石，这是一种含砷的矿石，我们熟悉的砒霜就是经过纯化的砷化物（三氧化二砷），这是在宋代的文本中才出现的。此前都是未经纯化的砷矿石，比如礜石、雄黄、雌黄等等。砷化物对身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滋养皮肤，恢复体力（至少暂时如此），乃至可以壮阳。六朝时服食五石散蔚然成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功效被夸大了，说它能包治百病，强身健体，这样的吹捧造成了五石散的滥用。其实，五石散的雏形在西汉的出土文物中就能看到了，并出现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医方中，但张氏将其视为治疗某些特定疾病的药物，比如伤寒和风病，而非治疗万病的神药。唐代孙思邈的方书中也纳入了“五石更生散”这样的药方，但是，如其名所示，孙氏强调这类药只有在久治不愈、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才能服用，不能常服以养生。可见，医生对五石散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的。

  作为一个医学史学者，我想强调的是中古时期有毒的猛药大都用来治疗特定的顽疾，仅限于短期服用，病除即停药，但如果长期服用以养身厚生，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中古文人与医者就五石散的争辩，并不是聚焦于此药的毒性，而是关注于这剂猛药应当如何使用，如何采取合适的行动将身体产生的大热安全散发于体外。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过程，一旦处理不当导致热量滞留体内，就会产生很大的危害。所以说，五石散在中国历史上的消失，当时的人们认识到此药的毒性当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药太难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