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研究工作怎样拓宽我们对唐朝社会的认识？

  陈尚君：

  我在《唐五代诗全编》中采取了一种泛文学的立场，所谓“泛文学”并不等同于诗学。因为唐诗并不仅仅是写得好坏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诗在全社会的普及。比如，一个唐朝的老僧脱口而出的句子都是两两相对的，这也是一种文学的类型，就好像当下社会的舆论宣传中所讲述的主旋律故事一样，唐代也有它自己的文学主旋律。我写过一篇《唐代的孩子们在想什么》，文中谈到，唐代的学生彼此编绰号、取别名，互相调侃，甚至谩骂，都会写进诗里，比如会骂一个名叫郭会昌的学郎怎么看都像一头憨头狼，“看看一似憨头狼”，会骂不读书讲学问的男子还不如一头驴，“男如不学问，尔若壹头驴”。所以，从唐诗文献中，可以看到唐代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有着怎样的文学素养，又通过诗歌进行了怎样的文学表达。这方面，敦煌遗书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渠道，它不像诗文集一样经过精心筛选，而是保留了社会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诗歌文本。所以，我在《唐五代诗全编》中，对敦煌文献的处理下了细致的工夫。当然，敦煌文献的研究出版也在不断推进，如果进一步细读新出的文献，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但是最主要的文献部分，我应该都已利用了。

  E考据的方法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助益？

  陈尚君：

  2014年10月《文汇学人》改版，约我与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分别撰文，谈E时代的文史考据。拙文原题《E时代如何做唐诗文本考证？》，发表时改题《E时代考证的惊喜与无奈》。其中谈到五点惊喜：一是在一个界面中可以展开无数文本的操作。那天的记录是一万三千七百零三个文件，大约六千个在渐次写作，每个文件都可以在一二秒内打开，增补新的内容。二是文本可以反复推敲修改，再三斟酌，逐次写定，不断完善，因此而能将唐诗流传千载中的文本变化立体地加以展示。三是搜寻文献的方便。以往辑佚，要遍检群书，现在输入一个书名，立即给你许多线索。四是通校文本的便捷。清编《全唐诗》的错误多到不可胜举，彻底清理就必须通检以唐宋总集、史乘、类书、地志为重点的几乎全部引及唐诗的记录，重要著作还必须征及多种版本，不仅工作量大，还有学术观念之转变。我又特别认死理，凡唐宋人曾引录的唐诗，几乎完成全部通校，不存任何侥幸心理。在这方面，现代技术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捷。五是辑佚、辨伪掌握全部线索后，可以客观精密地在两造或几造间作出准确的判断。当然也谈了十点困惑，大约涉及数据库的学术质量、文献检索的精确度、检索不能代替读书、读书贵在融通体会，等等。

  这次整理编订《唐五代诗全编》，让我感到，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复杂的文本间关系的鉴别和判断，大量细节问题都需要仔细推定，这不是依靠数据库就能直接解决的。当然，现在一个很大的方便就是全球善本古籍库的公布，从中能够见到的材料非常丰富。现在年轻一辈学者在利用数据库方面的心气很高，我利用了其中一部分，因为全球善本古籍库公布之时，全唐五代诗的整理编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全书即将出版。当然，并不是全部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也希望广泛听取唐诗学界和唐诗爱好者对《唐五代诗全编》的意见，争取以后再逐一加以修正。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中国历史上我最佩服的学者是司马光。当他政治失意时，退而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可以说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典范。当然，他也是幸运的，有着很好的助手团队从旁协助，皇帝虽然不赞同他的政见，却大力支持他的研究工作，他与助手都有国家财政支持，朝廷所藏善本也都可以调来使用。而对我来说，司马光凡事亲力亲为的风格是最为触动我的。几十年研究下来，让我深切地知道，一流的研究工作，必须由学者自己亲自完成，无法由学生或集体劳动取代。亲力亲为的最大好处是，让我对唐五代诗的重新编订工作中存在多少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都了然于心。当然，仍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文史研究有大量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但是，面对这些问题，如何选择最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是我用心追求的目标。我很清楚，个人的学术著作如何撰写，和传诸后世的典籍如何编纂，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我希望自己能够准确把握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拿捏好具体的分寸。

  对唐代诗歌的重新编订，凝聚了您四十余年的心血。能否请您回顾自身的学术成长之路，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风格是怎样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