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丨《上海书评》专访陈尚君:《唐五代诗全编》背后的四十余年唐诗研究之路

  2024年8月15日,《唐五代诗全编》的新书首发式在上海书展举行。这部大书,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唐诗研究专家陈尚君先生四十余年唐诗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陈尚君即努力搜罗各方资料,对所有唐诗文献作逐篇的复核和追究,而他之所以如此全面、细致地重新整理唐诗,目的在于向人们提供一部可靠的、令人信服的唐诗集成性文献。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陈尚君介绍了《唐五代诗全编》的基本情况和价值、意义,并回顾了自己的唐诗研究之路。

采访︱郑诗亮
  想先请您从整体上评价一下《全唐诗》这部典籍。它有怎样的价值,又存在哪些缺陷?

  陈尚君:


  《全唐诗》是大众最为熟知的唐诗总集文献。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因清圣祖倡议,《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组织,以清初季振宜《唐诗》(七百一十七卷)为基础,用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籤》(一千零三十三卷)做补遗,由十位闲居江南的在籍翰林在扬州编成了九百卷《全唐诗》。无论是胡震亨还是季振宜,都以明中期以后的典籍为依据,努力搜罗爬梳,加以编次校正。《唐音统籤》是按天干地支的方式来编纂的,由于个人财力有限,胡震亨只刻了其中的“癸籤”(三十三卷)和“戊籤”。而季振宜的书编成以后,采取了进献朝廷的方式。十位翰林将胡、季这两部大书稍作改编,再由康熙作序,刊刻出来,就成了钦定的《全唐诗》。因为有了“钦定本”名义,《全唐诗》在整个清代具有绝对的权威,一般臣民不敢加以议论。其中所收的诗,总数是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又一千五百五十五句,这是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先生逐句统计的,而所收的作者是两千五百六十七人。应该说,《全唐诗》整体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将有唐一代诗歌的基本面貌勾勒出来了,三百年来的唐诗研究水平之所以超过其他各代,与这本书是分不开的。

  然而,《全唐诗》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有一些重要的作者的诗没有收,比如王梵志,《全唐诗》编者认为王梵志的诗属于佛教偈颂,不在诗歌范畴之内。另外,《全唐诗》的互见、误收问题非常严重,当时因为要尽快成书,采取了一切求简的方式,凡是见于某种书里、被视作唐诗的,都收了进来。统计下来,《全唐诗》中的互见诗,多达六千八百五十一首,涉及九百六十一家。所谓互见,指的是一首诗,既见于甲的名下,又见于乙的名下,还见于丙的名下。一首唐诗在《全唐诗》中有收在两处、三处的,最多时有收在四到五处的,到底是谁作的,《全唐诗》不做鉴别。而误收则是把唐以后人的诗误作唐诗。比如宋人杜常的《华清宫》:“行尽江南数十程,晓星残月入华清。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宋人周弼编《三体唐诗》,将此诗列为全书第一篇,认为是唐人最好的诗。其实此诗的刻石在华清宫,明代人还见到了,是北宋徽宗时的诗,年份确凿,而杜常生平在《宋史》里也有传。究其原因,一开始是《西清诗话》说这诗写得好,而《苕溪渔隐丛话》称赞说这首诗很有唐人味道,再传一遍,就变成唐人诗作了。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绝句非常有名,但是很有可能是将宋诗误传为杜牧所作。此诗杜牧的《樊川集》没有收录,最早见于南宋佚名类书《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六,书中称其为唐诗。而最早将此诗的作者指为杜牧的,是宋末谢枋得《千家诗》。再如太上隐者《答人》:“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范仲淹《岳阳楼记》开头所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那位滕子京(名宗谅)写过一篇《寄隐者诗序》,全篇不存,根据其中的片断,可知这位自称太上隐者的隐士住在历山(今安徽池州附近),生活时代与滕相接,可能年长一些,诗的原题也应是《山居书事》。

  您的《唐五代诗全编》是怎样的情况,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陈尚君:


  1978年秋,我开始随朱东润先生学习唐宋文学,先后通读了唐宋各大家的文集和一些史书笔记。当时中华书局重印点校本《全唐诗》,二十五册,三十九元,接近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但我还是决然买下,置于案头,常常翻检。1979年6月,偶然读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这一年第1期所刊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选登了三十二家逸诗六十四首,读后我发现其中有八首诗《全唐诗》已收。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关于〈全唐诗补逸〉中几首诗的误收》,寄给孙先生。此文后来并未发表,但《全唐诗补逸》出版时,孙先生均逐条注出我提供的意见。这是我初次尝试唐诗文献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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