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

  近代以来的唐诗或者唐代的文史研究，出了许多大家。我的总体判断是，唐代文史研究的水平远远在唐以前与以后各代的水平之上。其中，陈寅恪先生自是声名卓著，他的研究取径主要是关注宏大问题，而和陈先生齐名的岑仲勉先生走的是另一条路径。我到中山大学参加过岑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纪念会，看到他的大量未发表手稿，发现他早年就读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及广东财政厅等处任职员，长期从事财务工作，而他业余又曾从事植物学研究。植物学研究外加财务工作的历练，使得岑先生的研究愈发趋于精细，这就体现出与陈寅恪先生完全不同的研究取径，就好像一片无边无际的稻田，陈寅恪先生站在高处远望，描述丰收景象，而岑仲勉先生则是将稻子收割完毕，细数共有多少斤两、每亩产量多少、是否杂有稗子。岑先生对所有与唐代文史研究有关的存世典籍都做过详尽考证，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一部是《读全唐诗札记》，另一部则是《元和姓纂四校记》。关于《元和姓纂》，有一点现代人常常忽略：它实际上是一部唐代士族的谱系图。一个士族社会，包括皇家和众多世家大族在内，就好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每个个人就是其中一片树叶。而《元和姓纂》所记叙的就是这样一棵大树，某一士族个体的树叶所依附的某根枝杈，就是一个家族，而这也决定了这个个体今后的发展机遇。总之，在近代几位大家不同气象的影响之下，整个唐代的文史研究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求深、求细、求真。

  这次我和《唐五代诗全编》的编辑戎默谈到，对我的整理编订工作影响最大的有十种书，排在首位的就是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王运熙先生就告诉我，《四库提要》提供了治学的基本原则，另外，它还告诉我们中国的古籍是怎样构成的，各路学说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但《四库提要》还在传统的文史之学范畴内，四库馆臣提出的不少观点其实是出于主观印象，界定不够清晰。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所采用的方法看似传统，观念却已彻底发生转变，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用宋人文集的材料来纠订各种传世文献的文本与作者之误，以及辨正这些文献所触及的问题的是非。两相对照，《四库提要》的风格是比较粗疏的，而余嘉锡先生的工作则是日益求深、求细、求真。

  这种研究风格，其实在我自己步入学术领域的第一年，就有了深切的体会。我自己写作的第一篇有独立意义的学术论文是《杜甫为郎离蜀考》。过去一般认为杜甫在成都加入严武的幕府，严武向朝廷上奏，请求任命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后来等到严武死去，杜甫失去依靠，只能离开成都东下。这几乎已成为定论。而我在《杜甫为郎离蜀考》中，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指出，杜甫于永泰元年（765年）春夏间离开成都草堂携家东下，当时严武还没有去世；杜甫是在途中听闻严武死讯的，因此他离开成都与此事无关。而杜甫在严武幕府的时候，仅仅是节度参谋，是在他离开幕府之后，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杜甫之所以离开成都东下，是带着返回长安、效忠朝廷之心。实际上杜甫自己的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勾勒了返回中原的路线。只是，在返程之中，杜甫多年前所患的消渴疾（今称糖尿病）加剧，又受到风湿性关节炎折磨，感到自己将要在三峡这一带死去，因而停止前进。过往的研究往往不考虑诗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只是一味遵照传统解释，而我在学术研究起步阶段就特别关注发掘历史的真相，这种刻意求深、求细、求真的风格也一直保持至今。

  我在1983年写过一篇《〈全唐诗〉误收诗考》，考证了《全唐诗》误收的六百多首伪诗，1985年发表于《文史》第二十四辑。那时我还年轻，但已经把一些基本的典籍所引唐诗与《全唐诗》做过比较，同时也利用台湾学者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与另外好几种索引，和全唐诗作者逐一做比较，发现疑点，再去深入追究。回过头来看，1992年出版的《全唐诗补编》，与成书于1991年、2005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的完成，可以说是我个人学术成长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对唐代诗文所做的通读和考补，奠定了我的研究方法和格局，一方面让我的视野大为开阔，另一方面又让我愈发追求细节的可靠和真实。我的学术成长的第二阶段是唐史研究，我做了很久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此书纯为史籍考订，没有任何文学气味，对我也是另一种维度上的追求。与此同时，我也尝试和某些前辈共同进行全唐五代诗的研究，最后在难以合作的情况之下，我决定还是独自一人承担全唐五代诗的编订工作。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承担所有的责任，承受所有的艰难与苦痛，也得到所有的收获和愉悦。

相关荐读


《唐五代诗全编》
陈尚君 纂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