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第二个目标的大多数药物药性温和，因此可以长期服用，以增强体质，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药物是有毒的，如水银、雄黄（砷化物）、石硫黄。古人相信，服食这些矿物质可以强身，甚至使身体不朽。然而，一个两难局面也出现了：虽然服用这些猛药能改变身体，延长寿命，但它们的毒性也常常使许多狂热的服用者猝死。重要的是，这类药物带来的强烈身体感受使当时的人们对矿物药的药性产生不同的理解，导致他们或支持或质疑服用这些强力药物。

  图I显示了古代中国毒药使用的两个面向。在这幅图中，锥体内的任何位置都代表身体的某种状态，底部的圆心指健康的身体，偏离这一中心就是生病的状态，而合理使用毒药可以使身体恢复健康。除了让健康的身体不生病，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更高目标是使身体达到“更健康”的状态，为此有时还会借助有毒矿物。如图所示，锥体的截面越小，越往上，“轻健的”身体就越不可能得病。终极目标是把身体推上锥体的顶端，即不再有生病的可能性，也就是“不死”。从祛除疾病到改善健康，再到逃过一死，传统中药学中的毒药在此连续性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中国人是如何“以毒攻毒”的
  一部编撰于5世纪至6世纪之间的鬼神故事集讲述了这样一则异事：豫州刺史许永的弟弟得病，心腹疼痛十余年。一天晚上，许永听到屏风后有个鬼对他弟弟腹中的鬼说：“还不赶快把他杀死。不然，李子豫会路过此地，用红色的药丸击打你，你就必死无疑了。”腹中鬼回答说：“我不怕。”次日清晨，名医李子豫果然来了。他还没进门，许永的弟弟就到自己腹中有呻吟声。看过病人后，李子豫说许永弟弟得的是“鬼病”，接着从药箱里拿出一种名叫“八毒赤丸子”的药让病人服下。不一会儿，许永的弟弟腹中如雷鸣，数次排出许多东西，之后就痊愈了。

  这个故事暗示了病因学和治疗之间的密切关系。医者李子豫将许永弟弟的疾病归因于躲在他体内的鬼，为了驱除这个恶鬼，他开了一剂猛药，给了恶鬼致命一击。用有毒药物对付疾病的逻辑和当时人们理解疾病的方式有关，换而言之，古人的病因观为我们理解其大量使用毒药治病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古中国存在着多种病因观，其中鬼神致病说相当流行。这一观念在秦汉之际已经出现，六朝时期疫病频发，它在当时蓬勃发展的道教运动中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中国现存首部病因学专著《诸病源候论》也广泛讨论了鬼神致病说。这部得到隋朝廷支持的论著讨论了60多种疾病，其中，有一系列疾病是由鬼神引起的，大都症状严重。《诸病源候论》还述及一类与此相关而又不同的“蛊毒病”，是一种通过操纵毒虫而引发的严重疾病。所有这些疾病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由具象之物―鬼神和虫―引发，它们或从体外或从体内攻击患者。毒药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办法来攻击和摧毁这些顽固而独立存在的致病之物。

  这一理念不局限于医学思想，还有更广阔的政治意涵。鬼神引起的疾病通常被认为具有传染性，会导致大规模的疫病，引发社会震荡。这迫使国家迅速采取行动，阻止这样的灾难发生。而且，无处不在又捉摸不定的蛊毒，因其隐秘性以及严重的后果，对政治秩序造成极大的威胁。隋朝出现了几种新的蛊毒，在宫廷内外引发了强烈的焦虑。猛烈的政治反应由此产生，要求严惩以女性为主的施蛊者，把她们驱逐至帝国边缘。我们看到，以毒为药的医学理念对国家的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蛊毒根据《神农本草经》所载，毒药也用来医治另一种疾病：“蛊毒”。

  “蛊”的意涵很复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蛊”字已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描绘了一两个虫状生物被放置在器皿里，指的是出现在骨头、牙齿等身体特定部位的疾病。这些早期的象形文字已暗示了蛊与毒之间的联系：把毒虫放入可能是装食物的容器中，会对人造成严重伤害。

  先秦的文献资料进一步阐明了“蛊”的意涵。《左传》中有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故事：晋平公患病求医，秦景公派遣医和为其医治，但医和说晋侯的病已不可治，因为他沉迷女色，结果得了类似于蛊的疾病。后来，大臣赵孟问医和何谓蛊，医和答道：“淫溺惑乱之所生也。”并且指出谷物久积则变为飞虫，也叫蛊。此外，他还依据《易经》“蛊”卦卦象解释说：“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赵孟对医和的回答很满意，给予厚礼送他回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