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医和把蛊与女性的诱惑相连。这位富有洞察力的医者认为，蛊的产生是因为放纵无度，是在警告晋侯不应该沉湎于女色，否则会危及生命。在与晋侯的对话中，他用“六气”的框架详细解释了这一疾病，指出不节制的行为会导致身体功能失调。他认为，“惑”疾的产生是因为晦夜之时近女色过度，由此生出内热并转化为惑蛊之疾。……在“蛊”的各种意涵中，和虫的关联最显著，时间也最久。汉代的《说文解字》解释说，“有足谓之虫”，而与其相关的“蛊”字则释为“腹中虫也”，表明有动物在伤害身体。在不同语境下，“虫”既可是动物的通称，又可指能爬行的生物，譬如昆虫和蠕虫；而“蛊”通常指某些邪恶而有破坏性之物，它们不是从外部攻击身体，就是从内部伤身。六朝时期，“蛊”和大大小小的动物的联系变得更加明显。

  例如，在《搜神记》中，“蛊”被描述为变化多端的鬼怪，它们或变为狗猪，或变为虫蛇，然后偷偷摸摸地接近人类，发起攻击，将其杀害。在另一些故事里，“蛊”指被人恶意操纵的毒虫。《搜神后记》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剡县（ 在今浙江 ）有一户人家养蛊，客人吃了他们家的食物，无不吐血而死。有个道人来到后，主人端上有毒的食物，道人念了一句咒语，结果就有两只一尺多长的大蜈蚣从盘中爬出。道人饱食而去，毫发未损。蛊毒在这个故事里涉及操纵危险的虫子，让它们腐化食物。因而在此情况下，通过仪式将它们清除后就解除了诅咒。

  蛊的威胁也引起了医家的注意。在《诸病源候论》中，巢元方用一整卷的篇幅探讨由蛊引起的各种疾病，这是中古中国对于这一致命毒物最详尽的阐述之一。对于蛊，巢氏定义如下：

  凡蛊毒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患祸于他，则蛊主吉利，所以不羁之徒而畜事之。又有飞蛊，去来无由，渐状如鬼气者，得之卒重。凡中蛊病，多趋于死。以其毒害势甚，故云蛊毒。

  巢元方的表述很清楚地把蛊毒和毒虫相绾结，但并不是蛊虫和受害者身体的直接接触造成伤害，疾病、厄运乃至死亡是由蛊虫散发的恶气导致的，这凸显了蛊毒的捉摸不定和反复无常：它能从远处作恶，化多端，“无由”害人。巢氏还特别指出了蛊的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善变。这一点在隋以前文本关于蛊的叙述中已清晰可见，它被想象为能变成各种鬼怪动物。巢元方对蛊的描述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用无形的气替换了具象的生物，这和其著作中以气为中心的解释框架相一致。

  第二，能惑。如前所论，蛊的这个意涵和先秦文献中提及的女性的魅惑力有关。蛊和女性的联系在巢氏的叙述中并不明显，但显而易见的是，蛊源自其操作者的不良意图。因为每一种蛊毒背后总有一个恶毒的想法，所以抗击蛊毒不仅关涉个人身体，也涉及通过消灭下蛊者来恢复社会秩序。

  按照巢元方的说法，蛊毒引起的疾病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它们都能产生严重的症状。第一种属于慢性病，很可能是有人故意操控蛊虫的结果，属于这一类型的有四种蛊毒，即蛇蛊、蜥蜴蛊、蛤蟆蛊和蜣螂蛊。这些蛊造成的疾病常常持续数年，如果不治疗病人就会死亡。

  有意思的是，这四种蛊毒每一种都因一种虫而得名。巢元方经常用这些虫名来描述体内的致病之物，它们会起劲地吞噬脏腑，例如，那些中了蜣螂蛊的人会吐出像蜣螂一样的东西。因为制蛊需要用到毒虫，这些虫子自然成了想象中的病源。

  第二种类型是“飞蛊”，它们不依附于蛊主，而是游荡于自然界。飞蛊造成的疾病通常是急性的，而且会危及生命。唐初的笔记《朝野佥载》描述道，江河山岭间有一种飞蛊，人是看不见的，但能听到它发出鸟鸣般啾啾唧唧之声。中飞蛊者会腹泻、便血，十日之内必死。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急性病。尽管症状不同，但这两种类型的蛊毒病都是因毒虫而起，它们不是让人突然病倒，就是慢慢地损伤身体的重要器官。

  中蛊毒后如何医治？孙思邈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中提供了20个药方，其中大多数都用有毒药物清除毒虫。所用药物在很大程度上和那些驱鬼的药物重合，如雄黄、巴豆、附子和蜈蚣。孙思邈注意到，服用过这些猛药之后，病人的身体会经历一个剧烈的吐泻过程，排出蠕虫、蛇和昆虫之类的东西。因此，这些药方的有效性体现在其能为身体祛毒。

  此外也有更简单的疗法。例如，为了治疗猫鬼蛊和野道蛊，孙思邈建议把一种碰巧死于阴历五月五日的赤蛇烧成焦灰，用清晨初汲的井水服下。疗法中特别指明的日期很重要，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至阳的日子，毒药的力量在此日最强。蛇的朱红色也象征着“阳”的火热力量。这天获得的蛇是最毒的，能转变成一剂猛药，对付体内同样有毒的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