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诩为现代人的人类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科学来征服自然、不断开疆拓土以成就自己的发展史的。拉图尔把这一过程称为“现代人消解这个世界的痴迷”。现代人把除人类以外的万物都视为安静待在“地球这个舞台”后台的东西，只有人类是积极在前台表演的行动者，但是现在，“曾经的布景和道具都已经跑到舞台中央参与表演”，“连石头都在哭泣”。万物和人类都成为影响生态问题发展的积极行动者，人类社会因此进入了一个“新气候体制”时代。显然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法文原版1991年）与《自然的政治：将科学带入民主》（法文原版1999年）中已经开始了对这个新气候体制的探讨。那这个新体制始于何时呢？拉图尔并未明言，或许可以追溯到“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起点。

  “人类世”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等人于2000年提出的分期概念，指的是地球最近的历史时期，在全新世之后，用以表示人类活动对气候和地球造成剧烈影响的时代。人类世具体起于何时，众说纷纭，拉图尔倾向于定在1610年。在那个时代，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与对外殖民进程，直接导致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在一百年中减少了五千六百万，在这个美洲原住民的“大死亡”时期，退耕还林成了一个“自然过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大幅降低，引发了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初的“小冰期”。拉图尔把这个时期作为人类世的起点，或许最直观地展现了“盖娅（Gaia）”的样貌。

  1960年代末，英国大气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借用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娅”之名提出“盖娅假说”，把地球当做一个生命有机体，地球上的生命及其物质环境，包括大气、海洋和地表岩石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进化。换言之，生命体并不像达尔文主义所言只是在适应环境，他/她/它们还调整并生产着环境，就像“小冰期”的出现一样。由于盖娅的自调适功能，人类原本可以相安无事，但从工业革命开始，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大开发，盖娅的构成大幅改变，其调适速度开始跟不上人类改变她的速度，她对人类的作为越来越敏感。“面对盖娅”，就是希望人类重新定义自己与万物的关系。不过，拉图尔对盖娅概念的使用一直非常谨慎，他认为盖娅的确是一个地球万物相互联系的生命有机体，但盖娅并不具有进化功能，他仍然使用其行动者网络理论来重构盖娅概念，认为所有构成这一有机体的行动者都具有偶然性，所塑造出来的盖娅星球也是耦合的结果，盖娅星球也并不像地球母亲那样会眷顾人类，所以应该放弃依靠盖娅来拯救地球的希望，人们必须有所行动。

  拉图尔并不将盖娅视为整个地球，她不包括地心也不伸向银河，总之她不是从天狼星上看到的那个蓝色星球，她仅限于大气层和母岩层之间几公里厚的一小块区域，这里就像一层薄膜、一层漆面、一层皮肤、几个无限折叠的层次。这里是临界区，也正是人类即将“着陆之处”，这个区域内的所有存在都是“在地者”。因此，生态问题不是自然保护主义，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直指人类的生存处境。这块区域与国界不同，国界之间不重叠，但这块区域可在国界之内也可能超越国界。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各国制定的长远计划必须延伸到国界之外，如果不考虑邻国，这些计划就无法孵化。“在地”将全球与本土两个对立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与房地产项目抢到的土地不同，“在地”继承的是物质性、异质性、厚度、尘埃、腐殖质、地层以及人类对它们的悉心照料。“在地”无法被侵占，人属于它，它却不属于任何人，它不与任何典型的法律、行政、空间或地理实体重合，它的组合将跨越时空边界。只有这片区域上的“在地者”能确定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全球的，以及与其他生命体的关系。

  正如非洲当地民众希望保护多样的生态农业，抵抗盖茨基金会发起的单一模式的“绿色革命”，他们所呼吁的正是：赋予当地人决定符合本地文化习惯的粮食生产制度的权利。

  对于这块临界区，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列出区域内“在地者”的所指清单，标明他/她/它们的所需，以及必要时值得用生命捍卫的东西。有人也许会质疑开列这个清单的可能性。拉图尔并不这么看，他认为，1789年为了征税，法王路易十六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事无巨细地调查记录了法国所有村庄、城市、公司的每一块地皮及其生存环境。尽管人类当下的生存网络远比当时错综复杂，但是，当代人应该比前人更有能力界定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并改进人类社会的生态体制，拉图尔就此希冀欧盟这个超国家的政治空间能够开启“盖娅生态政治实验”。当然，拉图尔这个愿望不落空的前提是欧盟不被当下的重重危机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