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化石燃料存废成为争论的焦点。石油巨头们的利益纠纷、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边境的移民……精英们打造的气候变化怀疑论逐渐被现实撕破。政治的高墙可以挡住移民，却挡不住气候、污染、资源枯竭。人类命运将何去何从？拉图尔在《着陆何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中提出“在地政治”，不是顺应本土化或全球化，而是与脚下的万物共存亡。下文为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陈雪飞教授为该书撰写的书评，原题为《通往“在地”的万里归途》，发表于澎湃·上海书评。

  2017年6月1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直接激发了拉图尔的“着陆何处？”之问。特朗普的退群行为只是呼应了1992年老布什在联合国里约会议上的傲慢：“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谈判”。在2017年出版的《着陆何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Où atterrir? Comment s'orienter en politique）中，拉图尔嘲讽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仿佛处在地球之外的飞地，但实质上却是在让全球为美国人的高排放行为买单。毕竟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大会上，所有签署国都已经意识到：如果各国依旧按照各自的现代化计划发展，那么需要若干个地球才能承载得起，可地球只有一个。但特朗普却认为气候变暖是一场骗局，甚至发推文称气候变暖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理论，旨在削弱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拉图尔指出，这种对气候变暖的否认可能是精英们的一种“共谋”，肇始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的号角：精英们意识到了气候变暖的严峻后果，让所有人共赴美式全球化的“彼岸”已无可能，于是决定尽快摆脱团结的负担，只为少数人打造镀金堡垒，这加剧了贫富分化的裂痕，而为了隐藏这种逃离共同世界的粗鲁自私，就要否认引发这种绝望逃离的威胁，于是否认气候变化。也许这只是一种设想，但在气候危机面前人们光怪陆离的表现，至少表明了我们已不可能达致共享的“全球现代化”。

  拉图尔就此进一步反思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从“本土”走向“全球”就是从落后、守旧走向进步、开放，但全球化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带来了发展、繁荣、进步，也带来了不平等、不公正、不平衡。换言之，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分布严重不均衡，发达国家及其精英阶层高高在上，“坐上太空舱，离地生活”，发达国家的大众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受损方，而且很难再找回原来那片自给自足、自治自律的本土。芸芸众生，何去何从？这就是《着陆何处？》之问的由来。拉图尔因此建构了“在地者（Terrestrial）”的概念，希望借助它来构筑新的集体机制，勾勒新的生存空间。

  在地（Terrestre），是拉图尔针对“人类”的命运在全球化、本土化、离地生活之外提出的第四个可能的解困方案，而“在地者”则是新气候政治的行动者，在这一方案之下，人类只是在地者之中的在地者，不再是自然界中的人类。如果只有人类，或许可以筑墙盖堡，用民族主义武装自己，将移民挡在封闭式社区（gated communities）之外。但现实是，并非只有人类，人们已经建造不了边界长城抵御“入侵者”了，因为有些“移民”不仅没有国家还没有形式，譬如气候、风蚀、污染、资源枯竭以及栖息地破坏等的迁移。所以即便在边境阻挡了两只脚的移民，也无法阻挡其他形式的过境。

  届时，我们每个人都会失去家园。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开放的，人们必须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生活于外部，风餐露宿，大家都混在一起，为一切奔波，不再有任何保障，不断迁徙，失去所有身份和所有安逸，就像《流浪地球》中大家都将被迫躲进掩体。因此，新的行动者必须是在地者。这个在地者是身处生成系统（the system of engendering）中相互依赖的存在者，是土壤细菌、是森林飞鸟、是工厂里的工人……这个清单很长很长，重要的是理清楚有多少其他的存在在维持自己的生存。在这一背景下，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可以握手言和，因为中心可以很多，但每个中心都不再拥有一个互斥的圆边界。

  《着陆何处？》很大程度上是《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法文原版，2015年出版）的续章。《面对盖娅》的底本是拉图尔2013年的爱丁堡吉佛系列讲座。他在第一讲提出了与“吉登斯悖论”类似的问题：从工业文明时代开始，生态灾难警报就像“狼来了”，反复拉响，但从未真正被认真对待。当下的“碳战争”早在1980年代就该打响，但人们一直在逃避。所有人都是气候问题的局内人，但精英们在忙着掩盖，普通人却止步于这个问题的庞大，庞大到大多数人都有意无意地感觉自己是这个事件的旁观者，生出一种袖手旁观的心态，即对他人的心理期待和责任分担的心态：自己做什么起不了多大作用，总是期待着别人多作贡献；而即便出现了严重的结果，也是大家合力产生的后果，不是某个个体的责任。所以拉图尔希望借助《着陆何处？》之问，掀起一场认知革命，从认识论和道德论层面警醒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