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黑塞因为眼疾申请免于服兵役，取而代之的是担任德国红十字会与瑞士战俘关怀中立机构的联系人。他尽心尽力为战俘争取福利，为他们寄书报，能力所及时，还在圣诞包裹里装入一点食物。二十万在法国的德国战俘急切等待着他寄去的精神食粮。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战俘中，除了少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多人希望读的书是消遣性小说，他自己也因此对卡尔·迈所写的通俗故事有了新的评价。黑塞到处写信请人捐书，自己给战俘办了一份刊物。到了停战时，他在后一期上写了一封与战俘的告别信，请他们不要心怀仇恨，而要从战争带来的痛苦中获得新生的力量。

  “一战”对黑塞整个人生影响巨大，他见到的现实世界与自己的内心完全无法和解，于是孤独无援，深陷痛苦。他感到原先的生活过分舒适，与世无争让自己付出了太多代价，作品中的和谐其实是虚幻，他必须好好内省在这个充满罪行的纷乱世界中到底应该如何自处，觉得必须改变写作风格，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说。此时的他，失去家庭、财产、房子，于1919年独自躲到瑞士偏僻的蒙塔诺拉隐居，生活简朴，在树林中散步时，捡起几颗栗子就是一顿饭。而他的新作，如《童话》《德米安》，受到友人和读者的质疑和不解，他们认为他失去了早期作品中和谐美妙的氛围。他自己也质疑写作的意义，将画画作为精神的依托。这是黑塞生命中第二次的蜕变，和少年时代挣脱出樊笼一样痛苦而艰辛。在不断的求索中，他逐渐写出了《窥探混沌》（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集）、《悉达多》、《荒原狼》、《纳齐斯与戈德蒙》、《玻璃球游戏》等名作。

  对德国，从“一战”到“二战”，他始终反对狂热的民粹主义，反对把人类分成两个阵营再唆使他们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互相残杀。使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光明时代的人，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更新的人，可能是那些受苦受难、放弃暴力的人。他觉得战败是好事，德国战后的苦难应该引起的是反思而不是对战胜国的敌视。黑塞和德国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他对战争和民粹主义的态度曾引起德国人的不满，“一战”后的几十年间，德国几乎不印他的书，视他为卖国贼。“二战”结束后，他获得歌德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又成为德国的代表人物，东西德都以他作为国家荣誉的宣传，这个时期他比任何时候都想躲避名声。一方面黑塞是德国的骄傲，许多人喜欢他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没有深度，有人讽刺他是乡下的园丁。反倒是在国际上，他被全世界的青年视为明灯，他说的话，往往能够触动他们的灵魂。

  黑塞一生孤独，是一个独行者，他不愿意参与任何机构、团体、党派，无论是托马斯·曼邀请他重回普鲁士艺术学院做院士，还是各种团体召唤他加入，他都一一婉拒，卡夫卡的好友布罗德请他呼吁与参加以色列建国的活动，他也予以拒绝。这并不代表他不关注世事，而是他老早看透，作家应该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全力以赴写出触动个体灵魂的作品，而不应成为任何团体的代言人，更要时刻警惕被狭隘的集体狂热绑架。

  他始终以艺术家的目光看待世界，虽然思想民主，感情却是贵族化的，认为不管外部情况有多么糟糕，每个人仍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以自己的方式尽力而为，即使结果是使自己受苦受难。作为诗人和作家，他能做的就是努力使一小群理解他也能够受他影响的人，在这个沉沦于金钱和战争的世界上，让生命葆有灵魂，或至少维持住对灵魂的向往。在给青年朋友的信中，他说，无论世界多么黑暗，我们的“任务”是带着我们的问题四处行走，我们要发现这危险生命的美好，也要把这生命活出美好。

  在书信中，我们见到走在深渊边缘的黑塞，也见到充满爱和希望的黑塞，见到不断埋怨与满是愤怒的黑塞，也见到温柔幽默的黑塞，但也可以说，我们见到的黑塞只有一个，那就是毕生寻找自我、坚守自我、成为自我的黑塞。黑塞始终忠于灵魂深处的召唤，始终相信每一位个体存在于世的使命和价值，当我困于病榻阅读他的书信时，仿佛一位老友在耳畔娓娓诉说生命的真义，为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慰藉。我曾将部分译好的书信分享给年轻的朋友，他们说，在这个依然存在着战争、动荡和诱惑的时代，黑塞具有永恒的魅力，这让我感到高兴。我衷心希望能通过本书，将这份慰藉带给更多的朋友。

                                      谢莹莹
                                      2022年6月24日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