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当我在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广告小册子上见到《黑塞书信集》四卷本时，我立即写信请德国友人代为购买，后来又见到黑塞的妻子妮侬所编19世纪末，即黑塞青少年时代的书信集出版，亦急急购买。这六本书成为我喜爱的读物，偶尔翻阅，都有喜不胜收之感。但懒散如我，并无翻译书信的打算。直到相爱相伴一生的欧凡君被天使接走，我身体精神备受打击，病了一场后，觉得做点事或许能够减轻思念之情，于是又拿起这六本书，越读越觉得不能亏欠黑塞太多，于是从中选取精华翻译。篇数稍多之后，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黑塞的书信值得更多人来阅读。然而猛然发现自己年岁已高，健康已衰，不知残疾多病之躯能否有时间精力完成这项工作，于是求助于巩婕和王滨滨二位老师，请她们分别负责1936年至1948年、1949年至1962年书信的选译工作，合力完成了中文版的《黑塞书信集》。

  黑塞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有收藏信件的习惯，黑塞继承了这一传统。他是个几乎有信必回的人，这是对写信人的尊重，也是黑塞发表自己观点的方式。除了来信，他也收藏自己的书信复印件，保存下来的就有三万五千多封，许多他觉得没有必要收藏，散落在各个收信人手中的信，也被《黑塞书信集》四卷本的编辑乌尔苏拉·米歇尔斯、福尔克尔·米歇尔斯和黑塞的儿子布鲁诺·黑塞、海纳·黑塞努力寻回，他们编辑出版这几部书信集绝非易事。而妮侬所编的书信集，除了黑塞少年至青年所写的书信之外，还包括他的父母、祖父、外祖父、哥哥、姐妹、老师、牧师、同学、朋友给他的以及他们之间互相来往的信，内容相当丰富。

  我们选取书信的原则是与黑塞生平的重大事件有关，主要包括黑塞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家庭与思想的变化，追求、奋斗、创作的历程，与亲友交往，参加社会活动，对个体化与集体、写作、文学、时事、战争、社会的观察和见解。从1892年到1962年长达七十年的书信，见证了黑塞从少年到老年的生平与经历，也呈现出半个多世纪历史交替与文化变迁的轨迹。

  写信是一时给特定个人发出的信息，书信既有目的性，更有私人性。黑塞的书信有些是在冷静地分析问题，带着自己的价值观，难以取悦收信人；有些是以真诚、真实的笔触剖析自己，一丝不苟，没有丝毫的粉饰痕迹；有些是与朋友热切的讨论；除了写给家人朋友之外，还有许多是仔细回应读者和陌生人的询问、求助甚至谩骂，处处带着对个体、社会和文学艺术的关怀。他认真诚挚地回答各种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只要求自己，并不要求他人。许多我们在小说、散文中无法得知的事，却能在书信中娓娓呈现，特别是黑塞从小到老的病痛、对家庭的态度等等，这些是更加具有私人性质的。

  书信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黑塞。他从小就想做个诗人，却因神学院的教育过分僵化死板，无法忍受无聊的课程，于是向往自由的小诗人逃学、濒临死亡，被捉回学校后，接着生病，休学。父母焦虑无奈之下，辗转将他送到儿童精神病院疗养，在此，他的精神肉体备受折磨。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愤怒、痛苦、无奈，不断要求父母把他接出疗养院，疗养院的生活使他接近疯狂，他宁愿以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少年称“从我的立场出发，我要像席勒那样说：我是人，有个性有人格的人”。这个立场贯穿黑塞的一生。少年黑塞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反抗中努力救赎自己，而后自学成就自己的。从父母、祖父母、老师、牧师给他的信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教育工作者不懂得儿童的心理、不懂得人的灵魂需求，即使出于好意，他们的行为却在打击少年的意志，消灭少年的本能，少年黑塞在家庭、学校、神学等传统诸种权威的压迫之下没有被毁掉，说明他内心的力量多么强大！然而，这样的孩子会被当成精神病患看待，连医生也诊断认为这孩子患有精神病，理解他的是他敬爱的外祖父。

  那时我十四岁，犯了一个大错，从我上学的毛尔布龙修道院逃跑了。经过一番折腾，回到家的那天，我不可避免地得去见外祖父，向他报告我做的事，并听他对此事的判断和裁决。我心里怦怦跳着上楼到他的书房外，敲门，进屋，走向那位放松地坐在榻上的长髯老者，我向他伸出手去，心想他会说什么，这令人生畏、无所不知的人。他和善地看着我，看着我苍白的带着惧色的脸，露出近乎调皮的微笑说道：“我听说了，赫尔曼，你来了一次小小的天才之旅？”“天才之旅”，他求学期间，对自己的类似行为就是这么称呼的。之后对这件事，他再没提起过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