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的欲望是人性最本质的欲望之一，我们称之为“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德国哲学家尼采则称之为“权力意志”。人类与生俱来的这一欲望被带入市场经济中，便表现为人类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企业的成长的强烈追求。

  人类对企业成长的强烈追求带来了人类对于企业成长知识的渴望。这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市面上众多的讲述成长企业与成功企业的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当然，这些书都还是个案，个案未必适用于所有的企业，因此如果有人能够从理论上、从规律上讲清楚企业成长的奥秘，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在国际上，最早尝试从理论上讲清楚企业成长奥秘的是一位女性经济学家，名叫伊迪丝·彭罗斯（Edith Penrose）。伊迪丝·彭罗斯1912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长期为国际劳工组织（ILO）工作，奔走于日内瓦、巴格达和贝鲁特等地，也曾在澳大利亚作为访问学者，并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教职。她的经济学的学习经历以及她的国际游历的经历使得她对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的认识不局限于学院派，因此能够突破新古典主义以及传统商学院的局限，得以从企业成长的角度发现新的企业理论知识。

  事实上，如果将彭罗斯1959年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看作对企业成长理论的正式提出，那么这一理论在国际上可以说是一个为时已久且相当热门的论题。但译者个人开始关注企业成长理论却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大约1994年时，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扶优扶强”和“抓大放小”的口号，意在发展起一批国有大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国家队，去参与国内外与跨国公司的竞争。而此项工作主要就由译者当时供职的国家经贸委经济政策协调司来协调推进，译者则成为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之一。不同于其他人的是，译者不太满足于日常的政策工作，而是总在心里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企业要成为世界500强那样的企业，关键是经历一个持续的成长过程，那么企业成长的奥秘是什么，中国企业是否已经具备持续成长的内外部条件？

  当译者提出这些问题并且试图搜索有关资料时，却发现在国内关于企业成长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就在译者孤独地思考这些问题时，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时任英国米德瑟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刘芍佳正好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访问研究，他对产业及公司治理卓有研究且对中国的国企改革很有兴趣，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给译者带来了彭罗斯1995年最新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此后，译者借助这本书进行了一系列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其中《企业成长理论与中国工业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一文在国内较早地分析了“规模经济”与“成长经济”之间的不同，并以此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在此过程中，译者还惊奇地发现了中国人民大学杨杜博士的大作《企业成长论》（1996）。杨杜博士在这本书中谈到了彭罗斯女士基于“资源学派”的企业成长理论，并且主要依据其理论对企业成长展开了案例分析，他的分析很棒，打消了译者本来要为此写一本专著的想法。

  拜读彭罗斯的书，感觉她的思想非常有意思。她是一个彻底的非均衡主义者，认为企业总可以从一种非均衡状态到达另外一种非均衡状态，而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成长。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个彻底地从企业内部来寻求企业成长解释的人，即她认为企业成长总是由来自企业内部资源的不平衡所驱动。当然，她还特别强调了管理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管理的服务供给才能使得企业的资源真正转变成企业成长的资源。所有这些，都成为启发后人研究的思想亮点。除此之外，“成长经济”（growth economy）、“彭罗斯曲线”（Penrose curve）也成为带有她个人标志的学术符号。

  虽然企业成长问题一直是国际经济管理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对企业成长十分关注，但总体而言，国内迄今为止对于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企业成长理论仍处在理论研究的“丛林”时代，而相当一部分国内企业可以说正处于成长的烦恼阶段。所幸的是，译者遇见了富于前瞻性眼光并积极支持学术性著作翻译和出版的出版社，在其积极争取和大力支持下，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终于得以在中国学术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