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教育理论家，作为一位引领现当代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学者，孟宪承的学术探究和理论思考积极地应对了他所处时代的诸多教育课题，应该说他交出了出色的答卷。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站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高度重温孟宪承，其学术道路和教育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其现实意义究竟何在？综观孟宪承学术思想，可以说他的理论和思想把握了教育的精髓，表现出如下特点：

  人民性。据学生回忆，孟宪承对同时代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十分谨慎，但对他脱下西装着中装、不穿皮鞋穿草鞋的精神却不吝赞辞。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了苦孩，甘做骆驼”的精神献身于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孟宪承赞颂陶行知，也表达出他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教育信念。孟宪承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使人民大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如前所述，1929年9月孟宪承来到无锡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暨劳农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前身），投身于培养民众教育师资和社会教育工作者的事业，他放弃了中央大学教育系主任的职务，这样的选择耐人寻味。之后，他又在杭州创办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并任校长，又主持江苏省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参与民众教育的程度步步深入。而他从事民众教育的指导思想也十分明确，即切合民众的实际，适合民众的需要，符合民众的利益。

  不仅他的民众教育探索体现了他教育思想的人民性，可以说人民意识体现在他思想的诸多方面。如，1932年孟宪承的《新中华教育史》出版，在书的扉页上写着他的一段题记：“从古不知有多少‘悲天悯人’的教育家，耗尽了他们的心力，甚至贡献了他们的生命，才把我们的教育史，装点成这样的灿烂庄严。他们平生的故事，更可以净化我们浮躁的精神，鼓舞我们奋争的勇气。教育者精神的食粮，也将从这里得到了。”孟宪承是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作为对历史上教育家进行评价和取舍的标准，同时也希望用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年轻一代的未来教师。又如20世纪50年代高等师范院校的办学方向、办学质量乃至整个中国师范教育体系面临严重质疑，孟宪承既看到了欧美先进国家师范教育发展趋势——实施开放的师范教育体制，也看到了中国师范大学办学和师范教育体系中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更看到了中国的国情（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师资缺乏、发展教育的迫切需要），因此主张中国仍旧需要保持独立的师范教育体制，但必须通过师范大学内部教学改革去提高办学质量。显然，这是更切合中国教育实际的主张，也是更符合人民利益的主张。

  民族性。孟宪承教育思想的民族性，首先体现在他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和弘扬。作为一位外语水平很高，对西方文化和教育有精深研究的学者，孟宪承始终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注意以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影响和训练年轻一代，也注意不断形成自身扎实的国学根底。1923年孟宪承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国文部主任，矢志于改变教会学校普遍存在的重外文、轻中文现象，从附中入手提高学校的中国语文教学水平；1925年9月孟宪承赴任清华大学教授前，向钱穆表示要认真诵读《十三经注疏》，以加强自己的国学根底；1956年9月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研究生班上，开宗明义地要求学生“为了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熟识古籍，同时还要运用这些材料”……这是由于他认为，学生不打好国文基础，今后要想求大的进步，几乎不可能；学者缺乏深厚的国学基础，要想做好学术研究，几乎不可能。

  孟宪承教育思想的民族性，还体现在他自觉地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和教育中的合理成分，形成有民族特色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他关于大学理想的经典概括和表述：“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显示了十足的民族气派，从中既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现代大学三项任务（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含义，也可以体会到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大学》“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精神的影响。可以说，他的大学三理想的表述充满了道德、人文情怀，体现了德智统一，推己及人的中国特色。他关于民众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实验也同样体现了民族化的追求。他认为，民众教育包含了各个年龄段的人而不以成人为限，这当然是不错的，然而它应当首先是指对年长失学者的教育，理由是年长失学者过多，影响社会安定与个人生计者极大，所以应将民众教育的首要目标定位于生计训练而非一般地读书、识字、学文化。他希望通过生计的改善而达到民众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改善，乃至国民经济的改善和民族的复兴。这样的主张表现出与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思想的相通。孟宪承民众教育实验的总体特征是贴近民众，尊重民意民愿，明显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