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宪承辞世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将他毕生心血凝聚而成的学术成果加以整理，结集出版，固然是为了纪念他，同时也是为了保存一份珍贵的文化教育遗产，然而更重要的意义却在于：立足于当今时代，面对现实中国教育的发展与变革，通过阅读这一卷卷论著这一篇篇文章，重新学习和思考孟宪承的教育实践、教育思想和教育人生，以期从中有所思考、有所启示、有所记取。

  今天我们向孟宪承学习什么？

  孟宪承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思想都足可成为后人的借鉴，他是一位杰出教育家的典范。

  由于孟宪承生活的时代去时已远，人们对他的印象通常是一位睿智的学者。然而，在孟宪承身上也体现出中国老一代学者尤其是老一代教育家的风范。生在动荡的年代、危难的中国，孟宪承与诸多同时代的教育家一样，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救国道路和奉献教育的情怀，贯穿着他的整个人生，他一生中的诸多行迹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孟宪承等率中国籍教师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当“国旗事件”发生后，又与钱基博等人一起，愤然率大学和附中部分师生脱离圣约翰大学，表达了对校方及其背后的外国教会势力的强烈抗议。之后又参与筹备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是孟宪承的母校，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母校任教。在母校和祖国之间，孟宪承作出了明确而坚定的选择。发生在圣约翰大学的这一事件足可反映孟宪承的爱国主义思想，而他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一辈子矢志不移，也同样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

  孟宪承留美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理论建设，很快成为一流学者中的一员，跻身于胡适、陶行知等教育家的行列——1923年，黄炎培邀请孟宪承共同创办并主持《申报》教育学术专栏“教育与人生”，专栏成为当时著名的教育理论园地。1929年9月孟宪承受聘为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委员，负责制订《实行整顿并发展全国教育之方案》，并与刘大白等人草拟《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语文科的初中部分，与胡适等人草拟高中部分。1933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选举陶行知等15人为理事，孟宪承列名其中。1942年8月教育部公布第一批部聘教授共29人，孟宪承是教育学科唯一入选者……可以说，从20年代起的30年岁月里，在中国教育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频繁可见孟宪承的活跃身影，他始终走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列，与其他教育家一起，共同引领着中国教育发展的潮流，是一位大有作为、很有贡献的教育家。他的所有作为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改变祖国的面貌，尽快赶超先进西方国家。

  孟宪承年轻时就已显露出管理和领导才能：留美期间曾担任中国学生监督处秘书，留英期间曾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馆书记。1926年任教清华大学期间曾担任学校第一届评议会会员、训育委员会委员、规则委员会主席。1927年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授兼秘书长。之后，他在各大学任教，数度担任院长、系主任之职；多次受聘为教育部各种委员会成员乃至负责人，主持全国教育改革方案的制定；多次入选全国性的教育学术组织，成为核心成员。1949年6月杭州市军管会任命孟宪承为浙江大学接管小组成员，后又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从1950年起的几年里，孟宪承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长等。

  几十年间，孟宪承有的是从政的机会却始终未走入仕途，而是以教书育人为乐事，最终以大学校长为其职志，甚至身处有职无权的境地也坦然相对，一丝不苟，尽心尽职，乐于做好一个研究生导师，显示了他学者的本色、教师的本色。这里可以说一个小插曲：1931年 2月，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苦于院长频繁更替之累，将已在浙江大学任教授的孟宪承请来担任院长。6月份，由于数月来“京杭分驰，身心交敝”，孟宪承向时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提出辞去院长，引发教育学院学生会代表全体学生致函校长朱家骅，恳请孟宪承继续担任教育学院院长并不再兼任他职。可见孟宪承是如何地受到学生爱戴。学生的爱戴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查到1933年9月20日重新回到中央大学任教的孟宪承写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一封信，信中向王云五推荐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一名学生所译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的一本教育原理教科书，认为可以列入“师范小丛书”出版。如此种种，表明了孟宪承的志向和对学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他已经不是将教育当成一门职业、当成谋生手段，而是当成自己的事业、理想和生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