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性。所谓孟宪承教育思想的“专业性”，是指他从事任何一个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工作，都注意从把握这个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基本原理入手，坚持专业地思考和专业地言说；在对问题提出看法之前，先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1929年9月，孟宪承来到无锡初次参与到民众教育事业中。乡村民众教育的开展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方案？民众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如何？国外成人补习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能否为我采用？乡村的民众教育与之前的城市民众教育有何不同？……所有这些就成为孟宪承最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所以他首先制定了一年的工作计划，即：（1）材料的征集。搜集国内外有关民众教育、成人教育、乡村教育的理论、历史材料和最新进展；（2）问题的研究。定期举行研究会，由同人提交论文，全体讨论；（3）结果的发表。办刊物，出版译著和试验报告、研究论文集。搜集材料—研究问题—产生结果，这样的过程体现在他所有的学术研究中，早年从事教育哲学、教育学和国文教育研究是如此，晚年进行教育史研究也是如此。

  20世纪60年代初孟宪承着手选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整个研究过程充分体现了他专业性的思想特点。他多次强调，研究教育史就应当历史地思考。他举例说：“学龄”概念是专门术语，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入学年龄的过程。古代教育没有这一概念，就不可以说有学龄、学龄前之分；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过庠序、大学、小学等教育机构，很多人往往望文生义，认为它们是多么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实，庠序等于礼堂，太学等于旅馆，府州县学等于文庙。所以，研究历史切忌“历史错觉”。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孟宪承曾经给予过尖锐批评。他说，研究中国教育史必须将观点与材料结合起来，观点要从材料出来，而非用理论公式去套。如按照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过程、教学方法、学校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题目，套用在中国古代教育之上，先有题目，然后去找材料来填充，割裂事物的有机联系，歪曲了古人的思想面貌。孟宪承的这些认识，至今都还是一针见血之论。

  现实性。孟宪承教育思想的现实性特点主要体现为：其一，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家，他始终关注着教育实际问题，并积极投身于、致力于教育实际问题的解决。孟宪承涉足了教育学科的诸多领域，他在理论方面的造诣可谓广泛、深入，但他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而是一位十分关注教育实际问题、将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的实践家。他早年在圣约翰大学开展的国文教育改革实验；在江苏无锡和浙江杭州办民众教育学校，通过培养民众教育师资和社会工作人员推行民众教育；主持江苏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致力于全面提高农民的生计能力和精神生活，都体现了孟宪承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家的现实意识和实践精神。建国之初他在浙江大学组织中学教师研究社会主义教育学，又与浙江省教育厅合作举办优秀中小学教师的“教育学”课程培训班，也体现了他对基础教育问题关注。孟宪承可以说是大学专业工作者与中小学教师合作的先行者。

  其二，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家，他始终注意用切合实际的方式方法去解决教育的问题。在从事民众教育的探索中，他曾经说过：“我们教成人识字读书，特别要看重他们动机的引起。成人的生活，大部分吸收于劳动的工作中，小部分取得一点休息的娱乐。我们教授识字，要使他们感觉需要，鼓励兴趣，最好就从工作和娱乐的活动出发。呆板的照教科书教，不如先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看路上布告招牌的字，教他们记账、写信、开发票，这些都是他们生活上感受的需要，教起来事半功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民众自身感觉的需要”出发，成为他从事民众教育的原则；而一切从现实需要出发，也成为他从事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的特色。

  世界性。孟宪承是一位有国际视野的教育家，对外语的熟练掌握、早年的留学经历，使得他对西方主要国家的教育理论、历史与现状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养成了他遇事愿意探寻他山之石而折中取舍的思维习惯。早年他在圣约翰大学进行国文教育实验，就国文教材的选编，曾经认真研究过欧美国家的初中英语教科书，裴柯和桑代克合编的《日用古文》（第8册）按作品种类分单元，并配合以作者介绍、学习指导、问题思考、简要注释的编排方式，成为他提出“混合文典”的思想来源。晚年他在选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过程中，也曾认真研究过法国、英国、苏联的教育文选和德国、美国的教育史资料编纂先例，提出“教育文选的世界通例与我们把握的专业标准”问题。遵循世界通例，意味着遵循国际标准，追求国际水平，如注重文选与教材的配合、注重选文内容的教育原创性、选文须有序文作为导读等；把握我们的专业标准，是指：不重复教育史、不侵犯哲学史、不作考据、不作评论、学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选文题解、精到的注释。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编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成为精品之作而沿用至今就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