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之所谓理校，是凡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使用的校勘法。司马光之理证法同样如此。此法既为迫不得已之法，故风险必多，然亦最见史家之眼光识力。凡一史事记载各异难于判定之时，《考异》多用理证之法。例如根据张九龄《白羽扇赋序》和敕报，说明唐玄宗是“以盛夏遍赐宰臣扇，非以秋日独赐九龄”，从而驳正《明皇杂录》与《新唐书》记述张九龄献赋是惶恐弃捐的错误。又如《大业杂记》载隋炀帝欲杀杨素，毒酒误饮元德太子致死。《考异》则据理指出：“它书皆无此说，盖时人见太子与素相继薨，妄有此论耳。”

  还须指出，上述诸法非止单独运用，《考异》常常诸法并用，故其分析史料，辨识真伪，为后世所服膺。可以说，司马光考订鉴别史料的方法，经后世史学大师的传承光大，方有近代史学和文献学的巨大进步。

  《考异》还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在它引据的近三百五十种书籍资料中，很大部分已经湮没无闻。有些文献在目录书中虽有著录，但因久已散佚，其形式内容已不可晓。还有些书籍甚至目录书亦不见著录。然而由于《考异》保存了这些书籍的片断材料，使后世得以窥其大略。如唐代原有各朝实录二十三种，除韩愈《顺宗实录》外，其他均已亡佚。然而《考异》的隋、唐、五代各纪中，摭引唐代实录尤多，甚至超过《旧唐书》与《新唐书》，既展示了唐代各朝实录的大致情况，也为唐史的研究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成为后世辑佚家凭依的重要书籍。

  由是可见，《考异》的价值不仅在于可以深入探讨《通鉴》本身的许多问题，而且对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对史源学和文献学史，也都具有他书无法取代的作用。司马光于《通鉴》修成时，不将《考异》作为《通鉴》的附注，而与《通鉴目录》一并以单行本刊刻，正是考虑到《考异》独立成书的重要价值。这也正是白寿彝先生坚持以《考异》独立出版之缘由。

                              北京师范大学 邱居里
                              二〇一八年八月

《司马光全集》
王水照 主編



《资治通鉴考异》
邱居里 点校
定价：248.0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