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上海持续发挥自贸试验区建设优势，深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上海外资发展新思路之一，即是应立足于国家层面的设计要求，推动适应外资企业经营所需的制度型开放。上海在投资管理制度领域已经形成基本的制度框架，未来重点是为形成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发挥先行探索作用，主要有两个路径：第一，对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ECAI）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国际投资协定要求，持续推动投资自由化，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化国内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开放。第二，将已经探索形成的诸如外资投诉机制、促进机制转化为国际投资规则体系下的制度创新，推动全球投资促进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加大公平竞争、劳动和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领域改革，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

  二是抓住“五个中心”建设机遇，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上海提出的新要求，是基于疫情后对全球经贸变局的把握。而总部型经济是对总部经济的深化和拓展，是“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的实现路径，未来重点是形成多元、多层次主体共生的总部经济生态圈。一方面，近年来，跨国公司将具有发展潜力的新业务板块与核心业务脱离并成立全球事业部，上海要抓住跨国公司发展的新机遇，积极争取跨国公司新事业部地区总部的落地。同时，顺应包括本土跨国公司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趋势，引导支持企业“走出去”，培育总部功能在上海、业务机构在亚太及全球的本土跨国公司，形成引进和培育双轮驱动的总部型经济形态。另一方面，抓住全球企业成长的机遇，借鉴新加坡“起新”计划，建立识别、发现和培育机制，从全生命周期培育和集聚一批市场独占性高、能力更强、对产业链上下游带动作用更大的“小微型总部”和“天生全球企业”。

  三是发挥外资集聚区载体建设优势，打造制造、服务和数字融合互动的产业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产业转型、制造业离散和综合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使得上海制造业外资高速增长的阶段结束，但是服务和数字领域国际直接投资有望成为上海吸引外资的增长空间。其一，打造新时期外资首选地，赋予自贸试验区、国家级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型经济区域更多的管理权限，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投资环境下，快速高效抓住投资机遇，积极争取医疗健康、电信/云服务、科技研发（生物资源）、金融保险、环境服务、商业服务、国际海事运输等领域开放措施先行先试。其二，加快打造制造、服务和数字融合互动的产业集聚区，充分发挥现有制造业集聚区优势，依托临港、虹桥、张江、金桥、外高桥等的产业集聚优势，吸引外商投资在线医疗、在线消费、工业互联网、智能物流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为外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四是加快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一带一路”，拓展外资发展的空间支撑。上海对外开放在过去主要依赖自身的空间资源，而在新形势下，上海需要跨区域实现空间合作。其一，拓展与新加坡、日本、韩国等RCEP成员国的投资合作空间，RCEP的生效实施将提升区域内的投资自由化水平，使上海获得更多投资机会、进一步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门槛。上海可通过加强双向投资促进力度，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尤其是拓展与日本、新加坡、韩国等RCEP区域发达经济体的合作空间。其二，拓展双向投资发展的战略空间支撑，积极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动外资有效分工，提升为长三角区域外资企业服务的能力。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加强与长三角区域城市在境外经贸合作区设施建设、产业转移等的联动发展，带动商品、服务、技术和标准等出口。其三，拓展与友好城市的投资合作空间，利用“五个中心”建设营造的合作空间，加大与香港、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金融和资本连通性。

  五是不断优化国际营商环境建设，推动外资与城市功能提升深度融合。新的国际形势下，人才、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营商环境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依托，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上海外资发展新思路之五，即是对标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将营商环境的改善作为外资企业深入融入城市发展的必经路径。上海要加大投资促进力度，持续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不能满足于仅在准入、登记注册、破产清算等时间长度缩短等方面的进步，而要更多关注制造和服务的数字化融合背景下，形成政府职能机构之间协作、推动市场监管方式的创新、贸易便利化安排的创新等，助推外资深度融入上海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