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高质量外资集聚地，是“扩大开放，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的重要手段。日前出版的《在上海 为中国 惠全球——建设高质量外资集聚地》一书，从上海吸引外资的历史回顾、规则变化、发展思路等角度，探索上海如何破解发展瓶颈，把握好国际资本的产业和区域流向的机遇，围绕总部功能、服务开放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继续发挥吸收外资排头兵作用。



《在上海 为中国 惠全球——建设高质量外资集聚地》
张娟 廖璇 解丽文 著
定价：5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2年10月

  下文为本书导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上海紧紧围绕国家对外开放战略部署，紧紧抓住全球产业转移趋势、紧紧把握跨国公司布局的步伐，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要素禀赋，上海吸引外资不仅服务了上海城市发展，为长三角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外资集聚产生了溢出效应，而且为我国吸收外资实践探索了路径、形成了经验，为国际投资、跨国公司、中国开放经济等相关理论丰富了实践案例。

  从全球投资背景来看，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10多年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乏力。全球FDI呈现的新形势，与周期性、政策性和结构性因素有关。

  一是周期性因素。危机影响的历史经验表明，FDI在后危机时代的加速复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全球FDI尚未从经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又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使得短期全球FDI进入下行通道，长期投资导向、投资方式、行业结构、区域结构面临调整。

  二是政策性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面临技术放缓、生产率增速持续走低、失业人口增加等问题。美国在全球化体系中难以继续巩固核心技术和研发，并将此归咎于跨国公司的海外转移，并以此要求跨国公司全球生产活动进行收缩，并且加大对跨境投资或者资本流动的限制。

  三是结构性因素。数字技术发展使得国际生产出现价值链数字化、服务化、去中介化以及定制化新趋势。数字技术发展同时又推动数字类跨国企业的发展，出现轻海外资产、轻生产性资产、高当地销售，区位决定中无形因素、非股权投资增多等特征。由此推动全球FDI呈现“低增长”及大幅波动的新常态，数字类投资成为国际投资追逐的重点。受此影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呈现区域化、多元化、数字化等趋势。

  从我国外资发展要求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深度嵌入全球生产和供应网络，使得国内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同时，成本也在上升，带来成本导向型外国投资者流入的动力趋减。而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成本上升的同时，意味着政府和居民收入水平也在上升，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扩大，市场寻求型外资流入趋势加强。

  一是我国市场在全球重要性日益凸显。中美经贸摩擦以来，部分外资企业意欲将受疫情影响的供应链转移出去。但是新冠疫情的流行，使得外资重新审视我国市场地位。供应链转移出中国，不能代表着更加安全，而且转移供应链成本是昂贵的。中国在解决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困难中的效率，使得一批有战略眼光的跨国公司加快了投资步伐。我国内需市场的潜力持续释放，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凸显了我国内需市场的潜力，由于疫情防控带来的人员流动管制，在中国出境消费主要目的地的销售受到影响，跨国品牌商接近中国市场布局导向进一步凸显。

  二是我国加快完善外资准入后发展的制度保障。2013年，我国率先在投资领域探索边境后制度开放，2019年《外商投资法》以法律形式固定和确认了2013年以来我国在外商投资领域的所有重大改革措施。2020年，我国投资流入和流出均居全球第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表明我国深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为外资本地化发展提供了环境和制度保障。

  从上海发展需求来看，上海吸收外资连续近20年正增长，但现在在土地、劳动力供给和成本等方面遭遇瓶颈。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能级、“五个中心”升级版都急需破题。因此，本书坚持基于时间、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等多视角，既有对全球投资视角的把握，又有对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引入历史视角，从改革开放历史的维度解析上海吸收外资的现状和问题，从全局层面把握，更加清晰地透视上海外资“为中国、为全球”的发展路径，并形成如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