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水墨画家、指画家、美术出版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龚继先，是新中国美术出版史的见证人，他在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编审期间，主持出版全国重点美术书籍多种，《陈老莲作品集》是他出版生涯的最后一套书。下文摘选自上海书店出版社《龚继先口述历史》一书，文中回顾了他和翁万戈的交往，以及出版这套书的经过。


  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社会开始显露新的生机，文化事业逐渐活跃起来。1989年，我去辽宁博物馆参加建馆四十周年大庆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辽博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博物馆，始终处在文博事业的第一梯队之中。当年伪满洲国时期，溥仪出关，带出大量清廷珍贵文物，这部分文物几经流转，大部分归到了辽博；加上有杨仁恺先生这样的专家在那里主持，所以“文革”刚结束，辽博就有能力办大展，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国内外专家学者踊跃参加。大陆的专家学者不说了，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收藏家、学者也来了不少。这场文博盛会热热闹闹，分不同的主题进行研讨。在我主持的一场研讨会上，见到了从美国过来的傅申、王己千和翁万戈先生。翁万戈先生似乎对陈老莲格外钟情，在大会上做了有关陈老莲的学术报告，他谈陈老莲很有独到之处。

  陈老莲的画在中国画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深远。任熊、任熏、任伯年，后世很多画家都说过自己取法自陈老莲。我也喜欢陈老莲，但当时陈老莲的作品还没有完整出版过，只有翁万戈这样的大收藏家有这个条件。翁万戈先生是翁同龢的第五代嫡孙。翁同龢喜欢陈老莲，收藏不少。翁氏六代收藏当时就已保存在美国他的家里，包括陈老莲的不少作品。

  我建议翁万戈先生如果有兴趣，不妨考虑出版陈老莲作品集。翁先生很认真，当成一件重要事情，回去便开始考虑。我还在沈阳期间，在宾馆接到翁先生的电话，他说要出版陈老莲，一卷不够，恐怕要三卷，一卷彩色图，一卷黑白图，一卷研究成果。我回答说，不管几卷，我们都出。

  翁先生说，要么不做，要做就认真做，做到最好。他说中国国内及美国藏有不少陈老莲画作，可以借此机会，将世界范围内陈老莲的作品全部摸查一下，尽量收集完整。

  这件事就定下来了，翁先生是个爽快人，并不计较细枝末节，经常自掏腰包。此后七年时间，他和夫人乘坐飞机辗转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当然还有中国国内各地。凡有陈老莲藏画的博物馆、美术馆，他均到访相洽，也获得不少公私收藏机构的支持，因此拍摄了大量陈老莲的作品。只是当时夫妻两人都已经七十多岁，舟车劳顿，又有时差困扰，很不容易。不过他们并不在乎，从没说过辛苦。

  翁先生本人懂书画，收藏宏富，对国内外博物馆比较熟悉，又是摄影家，具有编辑陈老莲作品集的最佳条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翁先生在威斯康星大学美术系学油画，之后一直从事绘画、摄影及电影相关工作。翁先生毕竟是摄影家，拍摄的图片清晰度很高，经得起放大处理，而且知道艺术作品的拍摄特点，国内当时还很少见到这种专业水平。翁先生逐次拍摄所得，加上自家的收藏，数量上已经达到了出版的要求。

  记得我问翁先生，他的劳务和资料费用如何结算？翁先生说，他不要拍摄费，不要资料费，也不要稿费，任何费用都不要，该做的，他都会去做。只需要在出版后，给他一些样书，就可以了。他的大度让我非常意外，也非常感动。

  此前我们接触过另外一位华裔大收藏家，拟在《艺苑掇英》上刊登他收藏作品的专辑。那位收藏家在商言商，说他的书画都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不考虑藏品本身的价值，即使实际花费也很可观，每次从银行拿出来拍摄，需要专车，需要摄影师，还要雇佣安保人员，这样一算，拍摄的费用大概每张底片八十美金。

  《艺苑掇英》出版一本专辑，约需要百把张图片，我们粗略一估算，感觉费用过于昂贵，我们也没这么多外汇，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根本没法负担，于是作罢。因此与那位大收藏家相比，翁先生的做派令人惊喜，也令人感动。他是真正想做事业的人。

  从1989年我们在沈阳计划出版陈老莲作品，历时七年收集、拍摄和编辑，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稿子基本齐备，一切已经就绪。翁先生带着样书，专程来到国内，准备敲定最后的细节，没想到出现了意外情况。

  我们出版社的某位领导，对陈老莲知之甚少，自然不认识这套书的价值，以及我们为之付出的心血，他的积极性不高。加之，出版社觉得这套书印刷成本过高，肯定无法赚钱，出版一事就搁置下来了。

  眼看十年过去了，陈老莲作品集还没有出版的迹象，难道这样不了了之了？我非常焦虑，更多是深深的不安和歉意。当年这本书是我提出的想法，向翁先生组的稿。翁先生不计报酬，不辞辛劳，积多年之心血，现在基本定稿，却被我们拖在那里，想想很对不起人家。我还担心生变，如果这样好的选题付之东流，那真是中国美术出版界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