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阅读》专刊：你对书名的解释是，鹊是一种飞鸟，象征着从小镇飞出去的人们，桥是一种联结，象征着大家和故乡的联结。你说：“故乡就是，你飞得再远还是要飞回来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故乡难寻”，感叹“回不去的故乡”，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故乡认知的不同，这个区别是如何产生的？

  萧耳：故乡是一种客观地理概念，你想不想念，记不记得，爱或不爱，它都在那里。我们要经历过一生才知道跟它的关系，就像跟某个人的关系一样，也可能是分阶段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看待故乡或许又是不一样的。我80多岁的舅舅在纽约，疫情前已经买好了回中国故乡的机票，本来我已经计划好了陪他走一走，但是他回不来了，我知道他作为游子的痛，老泪纵横的心。我也不知道他有生之年还能否回来看一眼。我们有一个朋友叫郁震宏，我书里也写到了他，他的故乡比塘栖还小，在一个叫大麻的地方。他可以不断书写大麻故事，如果我们局外人去大麻，可能会失望，什么也发现不了。但在他笔下，大麻好像生动鲜活了一千年。

  昨天微博上有一个读者@我，说要带着《鹊桥仙》去塘栖水北街寻踪书中人物靳天的外婆家，我不知道他寻踪的结果如何。

现代化进程中，江南的很多物事都在消逝
  《新阅读》专刊：书里，你写了“故乡的颓败和江南文化礼崩乐坏”，也非常痛心航运文化和码头的衰弱，以及富足安逸、小桥流水的岁月静好的逝去。但是在书的最后，你也谈到了寺庙、茶馆和说书人等的重新兴起，这算是某种复兴和回归吗？

  萧耳：航运文化和码头的衰弱是必然的，现代化进程中江南的很多物事都在消逝，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痛心有之，顺应时势有之，但是我对曾经看到的“礼崩乐坏”的确痛惜过。寺庙、茶馆和说书人都是一种生态，因为现在塘栖镇正在往旅游小镇上发展，这些就是应运而复，但跟我们小时候又有所不同，以前是小镇内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更多是向外的，因为旅游功能而存在。当然也有老底子的寺庙恢复了香火，本地人特别是老一辈还是挺高兴的。

  《新阅读》专刊：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怀旧之作。当下，怀旧似乎正当时，不少年轻人陷入了怀旧的情绪，他们听老歌，看过去的电视剧，回忆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生活，这和您书中追忆的逝去的码头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否有一致性？在你看来，大家怀念的是什么旧事物或旧理念？

  萧耳：“怀旧”是个中性词。旧时光溜走了，不复了，所以才会怀念。同时在新的未知际遇还未到来时，我们能拥有的记忆都是关于旧的。“十分钟年华老去”，半个世纪也是年华老去，时间也是相对论。对我来说，从拥有记忆开始，很多事物已经被我遗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是选择性记忆，选择性怀旧。对于我儿子这一代“00后”来说，他们的回忆里没有“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生活”，或许他20年后记得他和某个小伙伴一起打游戏的经历，这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90后”“00后”里也有天生的“老灵魂”，他们对旧事物有一些偏爱，或许是出于失去了，就不可能再拥有了，于是有一种民谣式的审美上的惆怅感。

  《新阅读》专刊：书中，你将主人公之一易知设定成一个不成功（失意）的女性，她读了很多书，却因为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活得比较拧巴，不入流，连父亲也否定她，唯一的面子是仕途成功的丈夫。这样的设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因为陈易知身上有很多你自己的影子，所以是你的某种投射还是一种期许？

  萧耳：我在构架人物特征时，考虑的是一组一组的人物，比如易知易从是一组，他们两个是小镇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个出走远方，一个留在故地，人生遭遇因为环境不同而有差异性，这个差异性我就设置了易知的“难”。她在成年后的两难，既有家庭的，也有外部社会环境的，她身上保留了一些不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的特性，她又是一位女性，这双重身份决定了她的处境和成年后的发展模式。陈易知从小的处境挺优越，这决定了她不太愿意委屈自己，不喜欢“吃相难看”、没有尊严。如果读者看到陈易知这个人物成年后所折射的中国现实，那我觉得非常欣慰了。

  陈易知身上有我的一些影子，这个小说出版后，我老是不服气地强调“我可比陈易知可爱多了”，我没有易知的拧巴劲儿。表面看，我这人稀里糊涂，老出洋相，但我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很清楚要什么不要什么，为自己的选择担当，除了因父母没有远行，其他方面，我一直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我曾想，如果自己运气差一些的话，没准活成了一个陈易知，但又想也未必如此，因为我的性格其实更接近书中的湘湘。所以千万不要被所谓原型骗了，作家不可能老老实实写原型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妇女报》】



《鹊桥仙》
萧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