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耳在7月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鹊桥仙》。这是萧耳的第十本书，也是她为故乡塘栖镇写的一本长篇小说。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栖镇的纷纭往事，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新世纪，青梅竹马的一小群人，先后走出栖镇，此后各经人事，又在中年因婚丧嫁娶而聚在一起。在看书的过程中，读者一边会和书中人物一起感慨和惋惜小镇的各种变化，另一边也会羡慕一群发小一起见证和感受了这个变化的过程，不管每个人在哪里，他们的关系一直没有被吹散。

  除此之外，《鹊桥仙》中的地名都是实写，有不少吴侬软语，有江南美食，还穿插着评弹、吴语歌和诗歌等，在一定程度可以看成一本“塘栖镇指南”，满足了许多人对江南小镇的想象。

故乡被我封存多年，启封需要一个契机
  《新阅读》专刊：你在后记里说，码头是个充满流动性和可能性的地方，码头人都会往外走，这里的文化就是如此。你的发小们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被推远了。但因为你是那个年代比较少见的独生女，所以一次次放弃了飞远的机会。这个过程是否经历了一些挣扎？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对这样的选择是一种庆幸还是惋惜？

  萧耳：对于我这样一个家里“命根子”一般的小孩，走过半生，确实放弃了很多离开杭州跑得更远的机会。比如当初考大学，家里只允许我最远到上海，结果阴差阳错，我错过了复旦，在浙大读书。后来想考研去南大，家里一听南京这么远，怕分配回不来，吓坏了，坚决不同意。再后来我去深圳，本来可以留在深圳人民广播电台，过年回家时又被家里哭着喊着不给去了……挣扎过很多，但毕竟心软，结果一生就在向往远方和放弃远方之间挣扎着。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是我的命运，谈不上庆幸或惋惜，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一种未知的人生。

  《新阅读》专刊：地理位置上，你可能从来没有远离过故乡，但在内心，你对它其实有一个从远离到回归，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从一个摇滚女青年变成了江南小镇人家的代言人”。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江南文化中的哪些部分对你来说很有魅力？

  萧耳：因为想离开而不得，又眼睁睁看着自己从小生活的江南古镇沦陷于现代化大潮中，像赶不上趟的小孩一样被现代化大家庭遗忘了一般，有很多年，我内心根本不愿意去回望。没有真正离开过故土的人也谈不上回归，一般我一两个月总会回去一趟。一开始我对故乡的否定是带着挺多怨气，也不客观，完全看不到它的“好”。

  在文化上，我自己也走过了一个内-外-内，或者说东-西-东的循环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的古典或东方式的审美养成了我的文化底色，这也是我今天写《鹊桥仙》是这样一种风格的根本原因，我是在这种语境中浸泡大的。所以写《鹊桥仙》，我不需要做什么准备，特别是生活方式部分，闭上眼睛一幕幕都是日常生活，我依稀记得我爸背着小时候的我走过广济桥，一边口里哼着评弹，很多戏文我们小时候都会哼几句，茶楼戏馆说书场就是栖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读了大量的西方书籍，这个外向的过程产生了我的四本写西方文化的随笔，如《女艺术家镜像》《小酒馆之歌》等。我是一个摇滚女青年，也因为职业之便，跑了很多“远方”去看世界，成为一个云游者。我觉得这个时期，我的写作偏于一点先锋的、都市的风格，但因为时间被工作和家庭挤满，2004年后就不写小说了，主要写了几部文化随笔集。直到近几年有了点时间，我重拾小说创作，但写的是长篇小说《中产阶级看月亮》这种都市题材。故乡被我封存多年，启封需要一个契机。这时发小们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人归来有人永远离开，一桩桩一件件触动了我，忽然觉得写一部跟“恋地情结”有关的长篇小说时机到了。

  江南文化自有其迷人之处。相对精致的饮食，四季山水风物，小桥流水人家，“荡发荡发”的太阳底下无新事的从容，这些优质的江南元素历经岁月并没有消亡殆尽，有水的地方会多一些灵气，留存的东西，也值得打捞一番。我记得自己去别的江南小镇，比如乌镇、西塘等，坐在河边吹吹风喝点黄酒炒几个小菜，和亲近的朋友们聊聊天，也是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