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范景中《艺术与文明》，在讨论完中世纪手抄本的艺术性后，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图书的艺术性，如五代写本《妙法莲华经》，清代皇家图书《进瓜记》《江流记》，还有连董其昌也“不敢书”的名贵澄心堂纸，乾隆御用的粉笺蜡笺，等等。在这些讨论背后，是作者试图表达的一个朴素而实在的观点：

  “人类的文明说到底也是书籍的文明。”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
（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
范景中 著
2020年8月
定价：138.00元

中国古书的品味
书籍之为艺术
  维克霍夫对手抄本《维也纳创世纪》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书籍之为艺术的早期佳例。在中国，如果不算简册帛书的话，保存下来的书没有像西方那么早的手抄本，而且中国的早期艺术书大概不会因为图像，而是因为书法才受到人们的欣赏，这是颇有意味的。

  另一方面，书籍之所以能成为艺术，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它被作为圣物崇拜，例如《圣经》，人们会带着虔诚之心去描绘它、装饰它；二是它被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但第一条尤为重要，它是本质的，它警示我们，要艺术地看待书籍。那种把书籍仅仅当作读物的读者，肯定不是真正的读者，因为粗劣的书页是对阅读的妨碍，它妨碍了人们对知识的敬畏，对经典的虔诚。书籍的最高使命也许是：

Literascripta manet.

  “让文字永存不灭。”它必然是艺术的。它和图像一样，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我们现以2018年梁颖先生策展的“缥缃流彩——上海图书馆藏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为例稍作说明。第一例是五代写本《妙法莲华经》，一部人们崇拜的圣书，纸张用的是加工颇为繁复的磁青纸，书写用泥金，即把金粉调成颜色手写。屈指算来，这部《妙法莲华经》传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了，可一瞥之下，它的金字闪闪发光，如同刚刚写就，让人叹为观止。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调不出这么漂亮的金色了。如果看一看这七卷前的扉画，画工的一丝不苟和制图的耐心毅力，以及扉画背面的装饰图案，连同字字端正的经文，都让我们认识到了何为“庄严佛净土”。



  另一例是乾隆内府抄本《进瓜记》和《江流记》，这是典型的皇家图书。纸张洁白如玉，是清代的名纸之一开化纸，正文用四种颜色抄写，可谓精妙绝伦。其中不同的颜色除了区分戏曲中的解说、用韵、曲牌等等之外，显然也有用不同颜色帮助人记忆的作用。就像西方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的信奉者雅克·勒格朗（Jacques Legrand，约1360—约1422）所说：“在手抄绘本中用不同的颜色可以帮助人们记忆不同段落的内容……书中的不同形象和颜色，以其差别和多样能帮助人们清楚地回忆起书中的内容。”

  不过，如果把书装潢得太豪华了，有时也会让人看厌，有落入俗气的危险。非常崇拜宋版书的清代嘉道年间大藏书家黄丕烈就格外节制，他命人装修的书似乎从不在漂亮上下功夫，而是在恢复原貌上费时费力。上海图书馆展出的《重雕足本鉴诫录》，因书的四周边缘狭窄，在明代就为大收藏家项元汴用纸在四边接补了一圈。此书传到黄丕烈手里，他又为之重新装裱，题跋中说：

  此书向为天籁阁旧装，所补纸皆白色不纯者，故项氏图章及阮亭先生（清代诗人王士禛之号）校改朱笔，皆在白纸上。余今为之重装，悉以宋纸补之，取其色纯也。于图章及校改朱笔，仍留其白纸痕，所以传信于后。四围并前后副叶，皆宋纸。面叶亦宋金粟藏经笺。装潢古雅，与书相称。虽损旧装为之，恐或还有益于是书。装毕，复志数语于后。荛翁。

  民国年间的大收藏家吴湖帆也装补过一部宋版书，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梅花喜神谱》，现藏上海博物馆。吴湖帆也是在四周接纸，但他接的是印有梅花图案的花纹纸，显然他不是为了原貌而是追求美观。

  我们如果再把吴湖帆先生所藏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这是一本残册，也在展览中展出——和黄丕烈所藏的同一部书的另外几本残册相比一下，一定会对其中的趣味之别有新感受。吴湖帆的书面是明代的如意方旗锦，黄丕烈用的则是旧纸，不过那种旧纸至少是明代之前的旧纸。因此我们不妨说，黄丕烈是复古派的装潢，而吴湖帆是艺术派的装潢。黄丕烈希望保持原貌，吴湖帆希望观感漂亮。

  西方的手抄本大致也有这样的区分，但主要是在艺术上争奇斗艳。所谓的圣坛式装帧（Altar Bindings），木制的封面上通常装有宝石、玛瑙和雕饰过的大理石，甚至黄金。拜占庭式装帧（Byzantine Bindings）的封面往往有象征的图像，内衬则使用贵重的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