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敦邦先生以八十多岁的高龄，闯进一个高难的新领域，创作了一组高难的新作品——《〈资本论〉绘本》，从而在《资本论》研究和美术创作史上创造了一个高难的新纪录。

    戴敦邦先生将自己的这一举措称为“一个中国人画《资本论》”。恰巧一个很有意思的对应是，《资本论》里也曾经出现过一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王茂荫。在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和商品流通问题时，以第83条“附注”的方式，专门提到：“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但他受到严厉申斥，理由是“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马克思将王茂荫的主张作为一个例证，用来说明货币的有关问题。

    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清代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户部、兵部、工部、吏部官员,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王茂荫最突出的事迹，是在咸丰年间，先后三次上书，提出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货币贬值的主张。

    有人统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共提到过680个人,而王茂荫是《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

    马克思大概不会想到，他逝世将近一百三十多年后，居然会有另一个中国人，将他的皇皇巨著，用中国传统艺术的形式，绘制和展现了出来。这个中国人，就是戴敦邦先生。

    这算不算是中国人对马克思的回报呢？可以算，但又不仅仅是。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恩格斯的评价是：“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资本论》全书共三卷: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是整个《资本论》的基础部分。第二卷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使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统一起来，并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的1867年出版的，后两卷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帮助整理的，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曾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可惜未能如愿。这部分后来被考茨基整理为《剩余价值学说史》，于1904年、1905年、1910年分三卷出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发展。《资本论》跨越了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基石。

    《资本论》以多种方式和版本在中国翻译出版、广泛传播，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高校许多专业的教学内容之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基本范式，主要来自于《资本论》。《资本论》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也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

    所以，由一个中国人来画《资本论》是值得的，要说“回报”，也未尝不可。但最主要的，还是以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示《资本论》的深邃思想，提示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 “动作”。因为《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高难度的著作。我系统学习过《资本论》，也研究过《资本论》，深感要把《资本论》读懂就很不容易。坦率说，如果没有专业教师逐段逐句的解读，一般学生是看不懂的。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包括搬用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才勉强写出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资本主义部分，而社会主义部分，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成熟。

    而且，所谓读懂，不能仅仅指字面上理解了《资本论》中每个段落、每个章节的意思，更主要的还在于，从总体上掌握了《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而且通过不同理论的比较，并运用实践加以检验，理清了《资本论》的逻辑关系并能够对之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说清了它与实践的契合关系。这样的“读懂”才是真正的“读懂”。要达到这样的水准，难度就更大了。还有更难的，是《资本论》与实践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实践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运用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但也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的思想。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改变了对资本一概否定和消灭的态度，充分发挥了资本的作用，对资本的长短优劣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注意扬长避短，防止可能出现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