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率先诞生于欧洲,这样的国家是怎样形成的?本章运用的文本《文明的冲突》及《利维坦的诞生》,尝试回答的都是这一问题。这两本书的作者在研究中又都受查尔斯·蒂利(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译为查尔斯·梯利)的影响,我们在此处借助于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的文本,用他关于欧洲国家形成与演变的观点来补充和印证伯克与埃特曼的理论。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195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生出版了51部学术著作,发表了600多篇论文。他曾说自己的研究兴趣或者说终生关怀,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民族国家的形成(《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英文版序)。
按蒂利自己的说法,他写作《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的动机,是纠正自己在1975年主编《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时的偏颇,即过分重视强制在欧洲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他强调,应该同时关注资本积累与强制资源积累的作用,来重新理解在欧洲形成的现代国家或者说民族国家。
蒂利所说的强制大致相当于通常说的暴力,而强制资源即暴力手段,包括人员、武器、(供应或者购买人员与武器的)金钱等。在他看来,强制总是倾向于不断地扩张,掌握强制的统治者则倾向于不断积累强制资源,“控制着集中的强制资源的人通常企图使用这些资源来扩大对其运用权力的人口和资源的范围。当他们没有遇到相当的也掌握强制的对手,他们就获胜了;当他们遇到真正的对手,他们就进行战争”(《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16页)。
战争和准备战争对于国家形成的作用,一直是蒂利的主要观点,正如他在书中强调的,“没有人设计了民族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库、法庭、中央政府等。它们通常或多或少是作为无意识的副产品而形成的,通常来自执行更为直接任务的努力,特别是为了创建和支持武装力量的努力”(《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29页)。
当然,强制的大小与强制资源的积累有关,而强制资源能否积累以及规模多大,又取决于统治者用来榨取资源的策略、主要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与抵抗力量。蒂利强调,强制资源的积累与集中,带来了国家的成长。
蒂利认为,资本包括所有的有形流动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可实施的所有权。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生存于城市空间中,同时积累和集中资本的过程也导致城市的产生与增长。掌握强制力量的统治者,也愿意使用强制的力量来发展城市。
于是,资本积累与资本集中带来了城市成长并与强制资源的积累与集中一起共同促进国家的发展。下图6.1可用来描述蒂利的上述看法,即资本(积累与集中)和强制(积累与集中)共同产生城市与国家,并进而形成不同的国家形式(《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第31页)。

【本文摘自《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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