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转型的意思就是国家类型的转换,要理解什么是国家转型,就要首先知道国家类型的划分。根据国家构成的三个必备要素(人口、土地、主权),我们可以将自古及今的国家分为三种类型,即城邦帝国和现代国家。这三种国家类型,分别以上述三个必备要素中的一个为自己的支撑点而形成∶城邦以人口为支撑点,帝国以土地为支撑点,现代国家以主权为支撑点。 当然,上述国家类型,在相当程度上只是理想形态的说法。现实中的国家,并非如此纯粹,有可能是上述三种理想类型的某种程度的混合。从人类历史来看,城邦、帝国、现代国家,大体上有一个先后更替的过程,即存在着从城邦向帝国、从帝国向现代国家这样两个国家转型活动。从公共权力的视角看,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其经历的国家转型过程,实质上就是公共权力不断自我实现的过程,即统治权不断地公共化,人类最终朝向实现自我统治而发展。 由此可见,帝国是以土地为支撑点而建构的,君主因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获得对土地上附着人口的统治权(即打天下者坐天下);这种在帝国时期以所有权与统治权合一表现出来公共权力形式,我把它叫做“君权”。在我看来,中华帝国,是帝国这一国家类型中发展得最为成熟的代表,帝国制度也在中国这一地理空间中得到最为充分的展现。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华帝国经历了初兴、生长与成熟等完整的阶段。从清末至今,中国开始了从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这也是我们这本书尝试要理解的中国国家转型。 在经验现实中,特别是在古代,最接近于君权形式的就是家长权力,即家长因为对孩子的所有权而拥有统治权(或者说管理权)。而中华帝国的建构与治理,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模仿了家庭。“化家为国”和“化国为家”两个通俗的说法,就体现了这样的关系。 “化家为国”是指以君主为代表的家族,用自己掌握的巨大的力量征服了社会,并对其进行塑造,创造出服从与秩序,完成从“家”到“国”的转化;“化国为家”,是君主治国遵照当时社会中最具合法性的宗法原则,自居为万民之父,模仿治家方式,以对待子女的方式来对待万民。 帝国时期的财政,正是在此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君主拥有天下所有土地的产权,再以恩惠的名义将土地配置给民众使用,以此取得对民众履亩而税的合法性。在此方面,有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是,秦统一天下以后下令“黔首自实田”。它意味着,原来土地是什么状况通通不管,现在实行的是“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全国的土地都归君主;出于皇帝的恩惠,老百姓可以自行占据土地并使用,但要到官府去登记并按土地数量缴纳田赋。据此,我把帝国时期的财政制度命名为“家财型财政”。 需要说明的是,理解中国国家转型,要克服过去一种误解,那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看得很黑暗。公平点说,中国在帝国时期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构建得很不错,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同时期帝国中最为成功的表率,它为共同体生存、秩序与和平的维持、中华文明拓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曾经的成功不代表它永远会成功。帝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暴露出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样的内在矛盾,事实上是中国必须走出帝国的内在动因。所以,中国走向现代国家,虽然离不开外部条件即外来文明的冲击,但不能不看到内部存在的根本动因。 【本篇书摘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打开现代:国家转型的财政政治》刘守刚 著定价:128.00元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1年7月 本书是刘守刚继《财政中国三千年》后的又一力作,作为“走进现代国家三部曲”第二部出版。作者从财政的视角出发,围绕着理解中国国家转型这一目的,选取财政政治领域古今中外著名经典作品13本(兼及另外6本著作),分别讲解这些名著中包含的主要理论与现实内容,阐发它们对于理解中国国家转型活动所具有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交付给读者一双考察国家转型与理解历史变迁的财政之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