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三阶段，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应着重注意实现前期项目的市场出口，并将此后的发展重点集中于沿线国家经济的逆周期调节。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后期，前期和中期建成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和自由贸易区均取得一定成效，盈利前景稳定，大量的商业性金融不断集聚进入，开发性金融即可逐步将开发育成的基础设施项目转交商业性金融，实现市场退出，回笼资金。在适当给成员分红后，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发挥金融稳定器的作用： 在经济繁荣时期退出市场，减少项目融资支持，让利于民；在经济衰退时期进入市场，增加投资，提振经济总需求，延缓衰退刺激经济复兴。同时，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还应继续发挥其全球环境治理和促进公正贸易秩序建立的国际性功能，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繁荣共享。

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创新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支持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主要工作是调动沿线地区乃至全球市场的资本参与项目投资，其本质是一个将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高储蓄转变为高投资的平台。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项目的跨境融资可能面临双重汇率风险(李建军和彭俞超，2019)，即资金供求主体分属的两个不同国家之间货币无法自由兑换，需寻求通用国际货币作为第三方中介货币，这使得资金汇兑双方不但要承担两国货币汇率波动的风险，还要承担第三国货币汇率波动的风险，增加了交易成本。

  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致力于“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建设，可以预见随着互联互通程度的提高，区域内资金流将伴随着货物和人才流动大幅增加，在汇兑过程中剔除第三方中介货币所降低的交易成本将十分可观。特别是当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提供方和采购目的地均同属一国时，依旧保留第三国中介货币将显得十分多余。现实情况是中国居民在优良的中华文化熏陶下普遍具有储蓄的习惯，高储蓄率令中国市场存在大量富余的金融资源，在合理的收益共享与风险分担机制下，这部分资源是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另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极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积累了大量国际领先的产能技术经验，在中国采购基础设施建设材料由于规模优势在价格和质量上都非常有竞争力。因此，在中国融资，在中国采购，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是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最实惠的选择。

  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需求的提升也推动中国创新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提高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的便捷程度是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创新的主要方向，目的在于促进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并增强其融资能力。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外汇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也应与时俱进，逐渐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运行，这有利于提升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及基础设施跨境融资相关企业使用人民币的便利性，提高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使用频率。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可参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发行人民币债券的经验，根据使用需要和利息价格选择在人民币离岸市场或在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用以采购中国境内的基础设施产能。一方面可以消除国际投资与贸易中的双重汇率风险，另一方面也可逐渐打破人民币尚未能完全自由可兑换造成的人民币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阻隔。同时，中国也应加快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建立起双边货币直接兑换的桥梁机制，在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及中国企业投资和贸易活动较多的国家率先建立境外人民币清算银行，提高货币供给能力，满足人民币的使用需求，分步骤推进人民币境外循环体系的建立。

金融支持自由贸易区战略辐射
  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完善的基础上支持沿线国家的生产和贸易，自由贸易区设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由贸易区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向世界的窗口，更是吸纳世界先进资源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王晓玲，2019)。实际上，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较强联系，进一步强化彼此间的联动和对接既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有力支撑，也是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