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是鹈鹕系列的第9本书。在书中，马修·恩格尔克从人类学中最重要也最富争议性的九个关键词出发，为探索我们生活的世界提供指引。

  本书入围探照灯书评人10月非虚构翻译好书榜。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袁长庚老师在硬核读书会上的一期播客摘要。

嘉宾

袁长庚
人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任教于南方科技大学

主持

郝汉
新周刊编辑

易莲媛
文化研究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
任教于广州大学


人为什么是一种可能性 
  郝汉：如果给人类学下一个定义，它会是什么？它和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有哪些区别？

  袁长庚：这个问题挺难的，我们同行之间从来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自己现在做的事情的边界并不是特别明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缺乏共识。一般来说学生如果这样问我的话，我就会说人类学是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是一种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上老师同学都说我们要好好做人，要学习做人，但做人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它有很多最基本的面向和构成。

  我个人并不认为所谓“社科热”是真实的，因为在公共舆论的讨论中，我并没有觉得大家有意识地去贯彻或者是去应用社会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但是我能理解热的表象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它与其说是社科热，不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非常普遍性的经验的焦虑，商业界的人不知道自己的顾客在想什么，文化界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受众群体想要什么，政府官员不知道自己治理和管理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决策和行动。

  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一个问题，中国从1978年以后的迅速发展，在意识上得益于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所谓的暂时搁置争议。

  搁置对于一些经验上的东西的模糊性讨论，先一切向前看，这样的东西其实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结果就是，中国人确实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是没什么怀疑的。但是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不可能有谁能够持续性地不追问自己的经验问题。

  渐渐地我们意识到，有些东西我们开始变得不解，而且这种不解开始困扰我们。

  比如我上课经常跟同学举一个例子，你今天或许想找到一种方式去理解美国人，这个其实并不难，因为对于你们而言，你们有很多的材料，但是你回家，比如说这个假期，你爸爸妈妈突然开始跳广场舞，然后疯狂地迷恋各种养生知识，这个东西对你而言可能是不好理解的，而且问题在于，你受的教育和你所在的文化环境里并没有太多的工具能够让你走进你的爸妈，走进他们在夏天里发生的事情，这种经验性的焦虑伴随着新一代人的自我焦虑，然后他们向外不断地去寻找一些所谓的知识或话语试图穿透它。我能理解这背后的驱动可能是很真诚的，但是它离转化成为一种有效的思考还是有一定距离。

  人类学在以前其实跟文化研究很像，只是说我们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人类学关心一些小社区，一些所谓的未开化或者是欠发达社区当中的人的文化。以前人类学处理文化的方式是研究表征，我把你的文本符号包括你的解释收集起来，然后给出一个系统性的书写。

  举个例子，早期人类学像埃文斯·普里查德研究非洲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他就是到那个地方看你们仪式上都有哪些基本元素，然后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重要，你怎么实践它解释它，这是比较传统的或者经典意义上人类学的做法。

  什么叫表征危机，就是后现代以后大家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别人的表征其实是西方学者通过书写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书写的过程当中就充满着你西方人的权力和偏见。你把别人写成那个样子，是因为你有这个可能性，不管你讲得再好，再贴近这些人，但实际上你还是在用你自己的方式去书写。

  我可以比较具象地讲一下，可能大家就能明白人类学跟社会学之间的区别。

  比如说社会学，作为一个博士生，你开题的时候一定是关注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社交媒体在大规模运动中起到的作用，你确定核心问题以后大概会找到几条线索，这些变量可能很重要，有些人是通过测量的方式，有些人可能做一些访谈或者线上文本收集，无论如何基本的问题框架是相对确定的。框架相当于研究者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来自于他的阅读和理解，就像盖一个房子一样，先有一个框架，然后找材料把它各方面丰满起来。

  人类学恰恰相反，人类学也会有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我对于西非某一个城市里抗击某种疫情的过程很感兴趣，但是在出发之前我会想，我可能会涉及到某些问题，比如宗族问题，身体观宇宙观问题。通常一个成熟的人类学研究经常会出现，你带着问题进入到田野，但田野会改写你的问题，它会告诉你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或者你要想回答问题的实际问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