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延续了你在《启蒙运动的生意》里的观点——启蒙运动首先是一门投机生意。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蔚然成风，是因为高利润的驱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里，我们会发现，出版商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和品位似乎都不会影响他们所贩卖的书，他们只关心利润。在你的其他著作里，你还提到了许多启蒙文人们对于金钱的贪婪。有人批评“钱是万事之动力”的观点会直接解构了“高大上”的“启蒙神话”，并认为你夸大了逐利在启蒙运动当中的作用。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罗伯特·达恩顿：在此，我想纠正一个误解。我没有把出版业和图书贸易等同于启蒙运动。在我看来，启蒙运动是一场由哲学家们所开启的思想运动，我从来没有假装要写一部启蒙运动史。

    事实上，我接受的是思想史方面的训练，这是一门我很尊重的学科。出版业和图书贸易是商业，它们值得以商业史的角度来切入研究。因为没有多少研究者会对十八世纪的图书史感兴趣，所以这是一个重新考察启蒙时代的视角和机会，因为那些书商所出售的商品是书籍，而书籍是思想的载体。

    那些书是如何到达读者手中的？它们不是像变魔术一样自动送到读者手里的，而要依靠文化中间商的努力。当然，文化中间商的动机是为了赚钱。你所引用的话其实来自我书里所写的一位书商，而不是我本人。 

    （《启蒙运动的生意》，[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顾杭/叶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在我这几十年来对书商的手稿研究中，我努力寻找书商本人的意识形态渗透进所卖图书的迹象，但我并没有找到——除了皮埃尔·卢梭的例子，他的意识形态倾向是与《百科全书》相一致的。 

    当然，图书行业从业人员都会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许多人会同情启蒙哲学家们。但为了完成他们的工作，他们必须赚钱。其实在他们成功赚钱的情况下，他们也顺便将启蒙运动传播出去了；启蒙运动是一场传播光明的运动，他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应将这些图书从业人员等同于启蒙思想的热心传播者。

    新京报：在大众的想象当中，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运动的经典哲学著作销量应该是最高的，正因为如此，启蒙思想才深入人心。但是，据你的研究发现，在当时的畅销榜上，其实毁谤性书籍、丑闻纪事、色情小说才是最畅销的。因此，是不是可以认为，法国大革命“不是卢梭和伏尔泰的错”，真正点燃大革命的书籍是写修士和修女寻欢作乐《开放的特丽萨》，写出身贫寒的女主人公如何从妓院一路睡成路易十五情妇的《杜巴里伯爵夫人轶事》和反衬现实丑恶的乌托邦文学《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对于启蒙运动思想的传播来说，这些毁谤性书籍、色情小说和地下文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是这些“地下书籍”在人们心中播下了法国大革命的种子吗？

    罗伯特·达恩顿：同样的，我也要纠正大家对我研究的误读。启蒙运动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说法是过于简化的；声称“哲学书”——即包括色情和无神论在内的被禁的图书类型——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说法同样是过于简化的。

    在查阅手稿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禁书构成了法国图书贸易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它们是可以被识别的，因为它们得到了特殊处理：它们以“哲学书”的标签出现在目录中，并且被特别小心地订购和运输。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我找到了这些记载禁书交易的文献，并向读者展示了这些禁书是如何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地下网络渗透进法国的。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中，我试图了解哪些书最受普通法国读者喜欢——也就是去衡量图书的需求，甚至试着大概提供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 

    我的研究结果显示，历史、旅游、科学、小说等诸多类型的书籍，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它们在十八世纪后却被遗忘掉了。在当时畅销书的总体销售格局中，“哲学书”的地位的确重要，但并没有其他书籍那么重要。因此，在我研究了当时文学作品的总体传播情况后，我修改了我研究禁书后所得的观点。尽管如此，我认为，像《杜巴里伯爵夫人轶事》这样的畅销书还是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因为这种书能使读者对国王的合法性产生质疑。

    （《路易十五的情人：杜巴里伯爵夫人》，[法]卡佩菲格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年1月。）

02 买得起《百科全书》的精英
往往是大革命中受害最深的人
    新京报：许多人会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教化了民众，为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从你的研究中，我似乎很难找到像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主要市场还是贵族、教士和文人等旧式识字阶层，启蒙思想似乎只局限在精英圈子里。你是怎么看待启蒙思想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渗透程度和影响力的？启蒙运动渗透到法国社会有多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