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他的读者,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他则是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我进入新闻业后,他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没有谁能像他一样,用笔与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我感觉,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
这种情况与近代历史的动荡和断裂有关,也受困于中文历史书写的特征。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开启现代传记写作,这一传统从未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没有一位中国人像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观察约翰逊博士那样描述一个人,更不会像爱默生一样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个人更像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而非自成一个世界。
这也与观察角度有关。梁启超常常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但他其实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纽约拜访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请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访问中国,在战后的欧洲与柏格森(Henri Bergson)探讨现代性的困境。
03 2015年9月,在被书架上的梁启超注视了两年之后,我写下第一行字。接下来的三年里,这次写作变成了一桩彻头彻尾的苦役。
这个旅程比想象的更为艰难。梁启超的作品以及他参与的政治、社会转型的广度与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个人与时代之关系也难以把握。英国作家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的警告始终在耳边回响:“传记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北面的边界是历史,南面是小说,东方是讣告,西方则是冗长沉闷。”
对于在西方思想与文学滋养中成长的我来说,汉学与宋学之争、公羊学的兴起是一片充满荆棘的森林,甚至仅仅文言写作就让我头痛不已。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时刻,是吃力而盲目地拥抱新潮流的一个开端。我受困于中国历史书写对个人情绪与性格的习惯性忽略,使得作为儿子、丈夫与朋友的梁启超在个性的展现方面显得过分单薄。
出于畏惧,最初的计划被拆解成三部曲。这一卷有关他的早年岁月,从出生到戊戌变法的失败,短短二十五年中,他从一个边陲之地熟读四书五经的少年,蜕变为将孔子改制与明治维新嫁接一处的年轻变革者。他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在这个时期展现无遗。他不顾功名等级的限制,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上海的四马路上,他驾驭印刷资本主义的新浪潮,成为一种新文体的开创者。他迫不及待地将思想转化成行动,是公车上书的策动者之一,并在学堂中鼓动年轻人的反叛意识,随后卷入百日维新的派系斗争。
不管梁启超多么杰出,未来将怎样声誉卓著,此刻仍是历史的配角,作为狂生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出场。在彼时的中国学术与权力地图上,他们都是边缘人。但边缘赋予他们特别的勇气,令他们成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了解一个帝国晚期读书人怎样应考,怎么理解外部知识,听什么戏,朋友间如何通信、宴请,审查之恐惧如何无处不在,你就很难体味这种反叛之价值。
地域特性就像时代氛围一样,给个人打上鲜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尝了以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一个夏日午后坐在残留的广州万木草堂一角发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象报馆与青楼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宫殿小吃摊上,猜测梁启超刚抵达长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闲坐,想象他与谭嗣同、夏曾佑热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轮轮的拆毁与重建中,历史现场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赖想象力,尽管它常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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