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的史料没有可信之处，关键是要找到一把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这就是从研究人的行为人手，联系扩展到对社会与政治的研究。自先生在其 《中国史学史》中列举了古人“参验”和“解蔽”的方法。据我理解，就是分析现象，抓住熬质。我们知道古代社会和政治有这样的特点：由家族和各种社会关系形成不同的政治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产生冲突，导致权力的再分配。这种权力的再分配产生新的格局。这种运动的方式和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变革或皇朝的更选。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往往就是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的言行不是个人的、独立的行为，而是有其社会背景和一定的历史条件。所以白先生强调：“历史人物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时代的特点。正面的人物会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时代特点，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动的时代特点，同时他们都还会反映他们的具体环境中的某些特点。编写人物传记，既要在传记中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历史特点。”举例来说：“项羽和刘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项羽以优势兵力，反而与江东八千子弟同归于尽。刘邦以劣势兵力，却最后夺得了皇位。三国时期，诸葛亮以一身系蜀汉之安危。南宋时期，一个岳飞，一个秦核，他们在权位上的得失，深刻影响宋金间的军事局势。”以人的行为来反映历史，最真实、最生动，也最能说明问题。
    (三)
    白先生在《谈历史文学》一文 中，强调了历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第一，是要让年青一代懂得做人的道理。第二，是要他们懂得历代的治乱兴衰，培养他们的政治兴趣，关心当前的政治形势。第三，是历史前途的教育，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学历史，固然要了解过去，但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观察未来。”要想达到这些目的，就要求历史学家写出生动真实的历史著作来，让年青人爱读，爱看，并且读后有所收获。
    但从近年的情况看，史学的情况不容乐观。出版的通史和其他著作不少，但大多采用教材式的写法，灌输给读者一堆概念和数字， 使人感到枯燥无味。难怪有人要问：“学历史有什么用?”对此，白先生是十分焦虑的。他在《古籍整理和历史编纂》一文中大声疾呼：“现在，我们写历史书，都是千篇一律地一章一章的写。这样写，对讲理论有方便之处，但还须有别的方法。看过去的大历史家，都是大思想家，同时也是大文学家。我们没有把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经常有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写书，本来就是为了让人看嘛。我们应该努力写得让人爱看。“如何作到这一点，我想还是白先生总结的“准确、凝练、生动”那六个字，而“生动”则显得尤其重要。
    如何让历史著作生动起来，最好的办法是以描述人的行动为基本出发点。李大钊先生说：“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 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 强烈些，所以挺身而出，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在这方面，李大创先生是身体力行的。从读英雄到做英雄，这也是历史对他的教育产生的结果。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过许多杰出人物。政治家如秦皇、汉武、唐太宗，军事家如孙子、诸葛亮，思想家如孔子，文学家如屈原，都留下了不朽的业绩。读历史首先要读人的历史，他给予我们的教育是最直接、最真切，可以启发人的思想，鼓舞人的精神，增添人的智慧。在古为今用，让历史为现实服务方面，毛泽东是极好的榜样。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手不释卷，反复研读，并作出批注。
    据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一书记载，毛泽东曾认真阅读《南史·韦睿传》，并作了批注。他十分赞赏韦睿的谋略和作风。韦睿在作战之前，都要仔细侦察地形。在小岘城下“巡行围栅”，在合肥城外 “案行山川”。毛批：“躬自调查研究。”韦睿作战常以少胜多，攻合肥时，北魏军援兵五万，梁军将领请求增兵，韦睿说：“师克在和。”迎战取胜。当魏军逼近梁军营垒，诸将劝他退却，他说：“将军死绥，有前无却。”毛泽东对韦睿的胆识很赞赏，批注：“以少击众 。”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俘获万余，所获军资，无所私焉。”毛批：“仁者必有勇。”。“不贪财。”毛泽东最欣赏的是韦睿爱护部下，以身作则的作风。书上说他“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批：“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