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为不是盲目的，必定受某种利益的驱动。我们今天往往以阶级利益作为判断终极目的的标准。其实阶级利益、政治利益，归根结底是经济利益的表现形式。白先生十分赞赏司马迁对李斯的描写，李斯看到老鼠在厕所中吃脏东西，见到人和犬就仓皇躲避。但在粮仓之中却悠然自得，过着舒适的生活。他由此得到启发：“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处耳。”白先生评论说：“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像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棗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一些政治家的生涯可能是很不寻常的，但在复杂的历史现象后面，其基本出发点和动机可能是很单纯的。吕不韦在秦公子身上的投资导致他登上相位，与李斯虽然形式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从这点出发，可以引申到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方面。众所周知，国家和法律是维护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工具。我们在研究古代政治制度和法律时，常为其复杂的变化感到头痛。其实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色就是 “人治”，法是人制订的，当某种利益需要时，可以随时更改或破坏。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个杰出的帝王，平定天下后即下令平分土地，让百姓安定生产，以巩固其政权。然而官员们查田归来，表示“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问其缘故，儿子对他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刘秀居然无可奈何。这种“人情大于王法”的现象，就是阶级内部利益分配产生出的矛盾和斗争。历史上的改革家总是想压缩官僚集团的利益来强化皇权，结果都归于失败。这些行为，无法以明确的界限或阶级划分来说明，因为人的行为是经常发生变化的。这些看似偶然而又零散的事情，常常有许多发人深思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
    所以，要想真实准确地反映历史，首先要考察当时人的行为，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第一步。然而依据官修的史料是否就能做到这一切，是很令人怀疑的。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充满了阴谋政治。历史记录的重大政治事件，往往是它的表面现象或结果。而我们所需要了解的则是它的过程。尤其是当事人的内心思想、动机和预谋策划的过程。可是这些实质性的内容不是没有条件记录下来，就是被有意地隐瞒和歪曲了。所以钱钟书先生对《左传》、《史记》中一些精彩片断的真实性颇为怀疑。他在《管锥篇》第一册中针对《左传》记载介之推与母亲的一段对话评论道：“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劾欤?或为勿密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而对《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描写，则认为：“其论文笔之绘声传神，是也；苟衡量史笔之足征可信，则尚未探本。此类语皆如见象骨而想生象，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这是说一些活动在当时没有条件如实记录下来。还有一些事情是受到种种制约，不可能如实记录下来。如隋文帝杨坚被儿子杨广杀害，唐宪宗被宦官杀害，历史记载都模糊不清。这种人为的曲笔给后世留下了多少疑难和悬案。
    要求历史记录完全准确，的确是太困难。尤其是古代帝王，他们的内心世界外人是很难知晓的。只有像雍正皇帝那样在大臣的密折上大段批示，后代人才能看到他内心究竟在想什么，怎样处理问题。其实最困难的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赵匡胤是玩弄阴谋的大家，他的“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都是他精心策划的阴谋，然而在史书中，他却成了一个迫不得已为之的宽厚长者。因为他是皇帝，谁敢秉笔直书其事？就是司马光这样的大家，《资治通鉴》也只能写到五代为止；当朝的历史，被他以所见所闻的方式记人《涑水记闻》中，这是笔记，不是正史，对赵匡胤的描写明显地带有隐晦的曲笔。而李焘则将其录入《续资治通鉴长编》，上升为正史。宋代以后的正史，其质量明显低于《史记》、《汉书》，就是与历史的真实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隐晦和歪曲有关。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中国历来有口头流传历史的习惯。司马迁如果仅凭官府中保存的文献，肯定写不出那些精彩的文字来。他的史料来源于千里的巡访和实地考察，从长辈的口中得知那些文献中没有的历史。《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不就是民众口头流传的故事吗?所以一些民间流传的笔记、野史反而具有真正的价值，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