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原因不是单方面的。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知道游牧民族的南下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河套和阴山以南的草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牧地。这种活动早在战国以前就有，只是在秦建立大一统的皇朝后，据河套，修长城，切断了匈奴的南下之路，这就导致了战争。而这种战争的性质首先不是攻城略地，而是生存的需要，对于这个问题，古代西方的哲学家也看得很清楚。苏格拉底在与格劳孔的对话中指出：“当我们想要获得邻国的一片土地，以供畜牧和耕种之用。而假使邻国也如此，超过了其需要的限度，想无限制的积累财富，他们也同样想要我们的土地，那么战争就无可避免了。”英国军事家富勒在 《西洋世界军事史》导言中以苏格拉底的话来解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冲突，他说：“在两种文明之中，战争的基本原因都是生物性的和经济性的。牲畜的繁殖愈盛，则寻找新草地的机会愈频繁；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一次旱灾，就可以成为一次侵入的预兆。同样的，城市人口愈繁殖，则所需的粮食即愈多，于是必须用来耕种的土地也愈多。所以在两种文明中，战争都经常是为了肚皮打的。”这种归纳，基本上适用于古代的民族战争。
    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历史中，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毕竟是和平多于战争。只有在力量对比发生强弱倾斜时，战争才有可能发生，并给一方带来灾难。在双方力量处于均势的时候，各族之间是能够和平共处的。无论是汉代的和亲还是唐代的通商，民族之间通过和平方式的交往，得到生存和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间的融合。汉族的发展是与许多少数民族的融合分不开的，历史上的鲜卑、契丹、党项到哪里去了?他们不是被灭绝了，而是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华各族的历史发展，首先要研究人类不同的生存方式，这是研究民族、阶级、阶级关系的起点。“导论”中把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成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首要问题来论述，为中国通史著作开拓了一个新的广阔领域。
    (二)
    白先生《中国通史》的另一特点，是恢复了人物传记。这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回归，而且是给纪传体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是最有创造性，最生动活泼的因素。因为人具有千万种不同的个性，他们的言行在不断创造出新的历史，推动社会的前进步伐。所谓“英雄”，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代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是以记录人的行为开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春秋》、《史记》，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写作形式不同，内容都是以人为主。所以，这些史书以其资料丰富、文笔扎实生动，被后人喜爱和传诵，也成为后世修史的样本。
    读过白先生《中国通史》后几卷可以看到，立人物传的目的在于把历史写活，通过人物传来反映综述中无法详细叙述的一些生动内容。这不仅提高了通史的可读性，而且通过了解历史人物的活动，能使读者更具体地了解古代社会，更直接地体会古代人物的思想、性格和时代特征。白先生积多年教学、科研之经验，认为纪传体可以容纳更多的史料，比编年体交书优点更多。他从实际出发，指出：“编纂史书，本是为了反映历史真相。采用这种史体或那种史体，是为了反映历史真相的方便，如果因为拘泥于体例而排挤掉重要的史实，岂不是舍本逐末了?”他推崇司马迁写人物的笔法，即历史与文学的结合，准确与生动的结合。他对修史提出六个字的要求：“准确、凝练、生动”，这个要求不仅适用于记事，也适用于写人。
    如何反映以往的历史，对古人和今人都是一个难题。记事并不难，难在能否准确客观。二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的伦理道德传统，大一统的封建制度与法律就是道德的具体规范。这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古代文化与制度的研究，想从中寻求社会的发展规律。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历史上的开国皇帝、英雄豪杰，恰恰是旧道德法律的破坏者。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列举了古代许多开国皇帝和名将的例子，指出他们都是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高的年青人。李世民十八岁当总司令，项羽死时也不过三十多岁。他们对旧皇朝的反抗在历史上留下了生动的一页。现在有人往往喜欢用一种模式来解释历史：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人民的贫困，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从而推动社会前进。我们考察历史可以看到：这个规律虽然原则上说得通，但具体分析为何起义会在此时此地发生，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就不能用通常的惯例来解释了。其实，社会矛盾是随时都存在的，如果没有陈胜吴广，可能秦朝的暴政还会延续多年。唐朝最混乱的时代是安史之乱，但并没有爆发农民起义。宋朝和明朝开国不久就走向了停滞和腐化，但是朝廷的统治却维持了那么长的时间。隋朝灭亡，群雄并起，结果是李渊父子得了天下。除了必要的条件外，人的主观能动性究竟起了多大作用，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