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的主题，如其序论所示焦距于“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秩序的建立”，放在共产主义文明的维度之下，这是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现代转型的另一种表述。在傅高义的研究所涉及的20年中，一方面共产党通过接管城市、土改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为一个分崩离析的旧中国带来了新的秩序、朝气和希望，以及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热情；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建成了“一个能够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并十分有效地通过这个“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由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他们的政治组织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进步”，但同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也受到无所不在的政治体制的蚕食和抑制。

    因为坚持在中国现代化的主题下阐释广东的变革，所以在傅高义看来，甚至1949年政权的更替都没有割断自西风东渐之后传统中国朝向现代的转型——“共产党在广东所做的一切从逻辑上说延续了解放前的趋势”。 但是，在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历史中，十年“文革”是个例外。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灾难的结束，中国领导人便专心致力于先辈们100多年来为之奋斗而未达到的目标——使国家富强”， 而广东则因地处沿海、得天独厚，通过傅高义所言“影响超越国界”的尝试，成为这场变革“先行一步”的排头兵。单从GDP的增长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GDP在全国排名第六，仅仅10年的时间，在《先行一步》出版的1989年即上升到全国第一，并一口气将这项“桂冠”保持了整整28年！尽管在傅高义1988年从事研究之时，这场变革不过刚刚“开局”10年，但广东的成功已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对广东的改革开放的深入研究，促使傅高义将对中国的关注逐渐集中到这一伟大实践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身上，这为他10年之后用10年时间研究这位20世纪的伟人做了充分的铺垫。《邓小平时代》皇皇60余万字，对邓小平的一生和业绩做了详尽的描述与刻画，但我以为最能体现这本巨著之灵魂的，是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以及作为结语的第23章“转型的中国”。邓小平的使命，延续了1840年以来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伟大梦想，即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他93年的生涯中，邓小平先后扮演了革命者、建设者和改革者的不同角色。“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和傅高义同样倾心的另一位东亚现代化的强人朴正熙相比，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人口众多、因此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虽然朴正熙一样甚至早了20年引领自己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转型（他被刺身亡的1979年，邓小平刚刚开始自己的改革开放大业），其所创造的“汉江奇迹”最终使韩国跻身现代发达国家行列， 但邓小平的中国所具有的世界性地位，却使其影响不但超过了朴正熙，甚至“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魅力”。可以说，这位最终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伟人凭借着“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要的政治判断力”，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使其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我上一次去哈佛时，在傅高义教授家中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们谈到了我将要在布朗大学做的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讲演（看得出，他对中产阶级的议题依旧有着浓厚的兴趣），也谈到了他对关系越来越紧张的中日两国及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期许，当然还谈到了刚刚出版中文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老先生向我介绍了著作撰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受到了哪些人的帮助，以及他是如何获得相关资料的。有意思的是，这位83岁、已经退休10余年的老人好像丝毫没有“收手”的迹象，他一再问我：“下一个我该写谁？”接着，傅高义说出了一连串在1949年后的当代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建议说：“那就写胡耀邦吧，他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一样贡献卓著。不过，您可不要再写这么长，上了年纪要多休息一下”。傅高义笑着对我说，“你的想法和我妻子的想法一样，她希望我多休息，不要再如此拼命。如果按你说的，写短一些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