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8岁开始，傅高义从社会学领域转身，涉足日本和中国研究，后来他将视野扩展到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人们公认，“傅高义不但一再显示出把握席卷亚洲的主流趋势的能力，而且能够以激发大多数读者想象力的方式刻画并反映这些趋势”。 因为先前翻译过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此番受傅高义教授委托翻译他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我就一直注意这两本著作的异同。从表面来看，这两本著作的共同点在都出自社会学家之手，但其内在的相似之处则是两位学者都以敏锐的目光发见了近代以来尤其是战后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狂飙突进，人类社会的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的深刻而趋向一致的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除了米尔斯的作品是一项本土研究，而傅高义的著作则是一项外域研究之外，最大的区别恐怕在：作为左翼“斗士”，米尔斯更多地关注了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快速增长如何销蚀了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他对美国中产阶级或所谓“白领”阶级的“政治后卫”姿态颇为不屑；而作为东亚社会转型的研究者，傅高义则满怀欣慰看到了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如何缓解了传统日本对来自现代的剧烈冲击。


    在这篇译序的最后，我首先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先生，他一直对傅高义教授著作的翻译出版报以积极的态度，并最终促成了包括本书在内的多本著作的中文版的出版；我也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陈飞雪、陈姝和邹欢几位编辑，她们的认真态度和语言基础保证了本书的精准与可读；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合作者——周海燕教授和吕斌博士，虽然她们都是我曾经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但此番合作却使我受益匪浅。2013年我去哈佛顺访时，海燕教授正在哈佛-燕京学社跟随裴宜理教授做研究，她陪同我去拜访了傅高义教授，对老先生的想法和人生颇有见地；吕斌博士在南京大学日语系执教10余年，她对本书的准确理解和遣词造句体现了其在汉、日、英三种语言上的出色造诣，而她的博士论文《全球化时代的中日韩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在地化应对》（2013）则为理解傅高义教授一生面对的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之主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周晓虹
                            2017年元宵节于溧水卧龙湖国际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