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傅高义对冷战始终抱以冷静的旁观心态，但作为帕森斯治下的1950年代的哈佛社会学人，东亚的现代化或者说东亚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后来确实成了他毕生的研究主题。1958年，当年轻的傅高义挈妇将雏奔赴战后的日本时，他就敏锐地关注起战败后的日本如何面对危机，重建经济繁荣和新的社会秩序，而这一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出现”。 显然，傅高义关于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受到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一书的影响，他将小业主和小地主划为老中产阶级，而将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而日益壮大的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称为“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Salary Man）。在这本被威廉·赖·克里称之为“在日本民族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中，傅高义从这样几个方面揭示了日本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社会图景：（1）工薪族的崛起，意义并不在其收入的多寡，而是他们所受雇的大型组织的出现及在战后日本所处的引领变革的地位，正是后者赋予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2）对工薪族的理解必须置于日本社会的脉络之中，换言之不能脱离他们的家庭关系、友谊模式、生活条件和教育背景，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工薪族在日本不仅是一种收入稳定的职业，更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3）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没有引发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相反，它以文化扩布的方式成为人们争相获得的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

    在傅高义对日本中产阶级的描述中，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始终隐含其间：像所有迈向工业化的国家一样，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战后以来，日本一样出现了迈向现代的转变，包括大家族系统为核心家庭所取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增强、女性独立与解放、家族企业让位于大型组织和政府机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聚集，但是和工业化时期的欧美甚至近代以来的中国相比，日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高度的社会秩序却依旧贯穿始终”。在傅高义看来，本该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所以会呈现出“一幅较为有序和受控的社会图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惠于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崛起：正是“工薪族为社会上的非工薪族树立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范本，由此转递（mediate）了西方化和工业化的直接冲击”。

    尽管日本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成功受到了傅高义的推崇，但一直到十余年后完成《日本第一》时，他才开始意识到日本成功的真正意义：对一直以“老大”自居的美国来说这是一面可以借鉴的“明镜”。一个以西方为师的东方国家所以最终能够反客为主，其基本的理由在：（1）日本的制度是在不断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作为唯一的非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异国的优秀传统；（3）作为人口大国和资源小国，日本较早地面临并成功处理了现代社会常见的资源匮乏与人口膨胀的难题；（4）日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都十分完善，以致“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进一步说，“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污染、资源缺乏等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只有像日本那种中央集权而又灵活的体制、协商一致的社会，才有能力适应这种时代”。

    或许是因为幅员辽阔、沿海与内地差异巨大，或许是因为无法获得真实有效的全面数据和经验资料，与对日本的整体研究不同，傅高义对中国的涉足“不满足于笼统地概览超过七亿的中国人”，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聚焦于毗邻香港并因此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从1963年到1988年，傅高义有关广东的研究时间跨度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城市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1969）以在香港收集的文献与口述资料，讲述并分析了1949年后一种新型的秩序——社会主义秩序在广州这个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都市的建立情形，以及人民对这一制度的适应过程；《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79-1988）》（1989）则描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的朝向现代的迅猛变革。明眼人能够看出，因为从事研究的时间限制，在傅高义描述的1949-1988年广东的近40年当代史中，“文革”十年大半是个“缺环”，为此，作者在《先行一步》的第一章中即以“广东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为题补齐了这段历史，并将“文化大革命”这场内部的灾难和来自香港等地的外部刺激并列，视为激发广东人改革渴望的重要契机。